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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类问题上,曹操的想法、做法,总是和袁绍相反。

    公元197年,盘踞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的张绣向曹操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就获得了南征的胜利,不免有些飘飘然,行为也不检点,举措也不推敲。他强纳张绣的婶婶(张济之妻)为妾,让张绣感到屈辱;拉拢张绣的贴身部将胡车儿,使张绣感到威胁。于是,张绣用谋士贾诩之计,突然反叛,在曹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把他打得落花流水。长子曹昂(曹操最中意的接班人)、猛将典韦(曹操最贴心的亲兵队长),还有一个侄子曹安民,均在战斗中身亡,曹操自己也中了箭伤。面对这次惨败,曹操并未委过于人,更没有追究主张接受张绣投降的人,而是自己承担了责任。他对诸将说,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我下回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199年,曹操再次南征张绣,出师不利,困于穰城(今河南省邓县),他又对军师荀攸说,不听先生的话,以至于此。

    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大获全胜。回师的路上,走到冀州时,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连续行军二百里不见滴水,军粮也所剩无几“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回到邺城后,曹操下令彻查当初劝谏他不要征讨乌桓的人,并一一予以封赏。曹操说,我这场胜利,完全是侥幸。诸君的劝阻,才是万全之策。因此我要感谢诸位,恳请诸位以后还是有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也就是在这一年,曹操发布封功臣令,说我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已十九年了,战必胜,攻必克,征必服,难道是我的功劳?全仗各位贤士大夫之力啊!

    打了败仗检讨自己(尽管检讨得并不到位,失败的原因也没有真正找到),打了胜仗感谢别人,而且感谢那些劝他不要打这一仗的人,这种胸襟与情怀,与袁绍打了胜仗归功于自己,打了败仗杀劝自己不要盲动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种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胆识,使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和对手,凝聚了一个又一个勇将和谋臣,就连曾经背叛过他的张绣,也于199年再次向他投降。

    张绣的第二次投降,也是贾诩的主意。贾诩,字文和,武威人,据说有张良、陈平的奇才。袁绍派人来招纳张绣,贾诩却力主去投靠曹操。贾诩对袁绍的使者说,麻烦足下回去告诉袁本初,他们兄弟尚且不能相容,还容得下天下国士么?一点面子都不讲地就把袁绍的使者打发了。贾诩的理由是: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政治上占有优势,投靠曹操名正言顺,此为有理。第二,袁绍人多势众,曹操人少势弱,我们这点人马,在袁绍那里微不足道,对于曹操却是雪里送炭,必被看重,此为有利。第三,但凡有志于王霸之业者,一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反倒会拿我们做个榜样,向天下人表示他的宽宏大度和以德服人,此为有安全。因此,尽管袁绍强大,曹操弱小,同我们又有前嫌,我们还是要拒绝袁绍,投奔曹操。

    贾诩的估计完全不差。张绣一到,曹操就亲亲热热地拉着他的手,为他设宴洗尘,并立即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封列侯。为了进一步表示自己的诚意,曹操还为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为妻,两人成了儿女亲家,同当年刘邦在鸿门宴之前对待项伯一样,极尽笼络之能事。至于过去的恩恩怨怨,当然也半个字不提,从此,张绣成为曹操麾下一员勇武的战将,贾诩则成为曹操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

    曹操和贾诩都实在是太懂政治了。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天下的争夺,归根结蒂是人心的争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而要争取人心,就必须有一个宽宏大量的气度和一个既往不咎的政策,哪怕是装,也要装得像回事。这就需要有一个典型,一个样板,一个榜样。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比说多少好话都管用。张绣就恰恰是一个做榜样当典型的最好材料。他和曹操有过多次交手,而且每次都把曹操打得落荒而逃。他同曹操有着深仇大恨,而且是投降了又叛变的人。这样的人,都能为曹操所容,还有什么人不能容呢?这样的人,都能为曹操所信任,还有什么人不能信任呢?相比较而言,袁绍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能信任,还能指望天下人归顺依附于他吗?

    张绣来得也很是时候。曹操其时“挟天子以令诸侯”才刚刚三年,天下不服的人不可胜数。他自己在社会上的名声也不太好。后来陈琳代袁绍起草的讨曹檄文,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说他从来就不讲道德,只不过鹰爪之才,甚至说“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简直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大流氓。此类文章,历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难免诬蔑不实之处,但有些事,恐怕也非空穴来风,曹操自己也有口难辩,说不清楚的。因此,他实在很需要有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很需要有一个典型,来证明自己的容人之量和仁爱之心。张绣此时送上门来,真使他喜出望外。因此他不但尽释前嫌,而且始终如一地对张绣信任有加,给予的封赏也总是超过其他将领。对于贾诩,曹操更是既感激又欣赏——感激他雪中送炭,曹操曾感激地对贾诩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欣赏他谋略过人,因此就连立储大计,也要与贾诩密谈。这就不再是为了示人以德,而是真诚地引为知己了。如果说,谋臣之智,首在“审于量主”(能够审慎而准确的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这是曹操另一位谋士郭嘉的话。那么,君主之明,则首在“知人善用”应该说,曹操和贾诩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合作,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成功的范例。

    贾诩为曹氏集团服务了两代人,在文帝曹丕朝官居太尉,七十七岁去世,谥曰肃侯,结局比某些曹操自己营垒里的人还好。

    曹操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人才的宝贵。

    曹操很早就意识到,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还是在起兵讨董卓的时候,袁绍曾问过曹操,如果讨伐董贼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做我们的依靠和凭据(方面何所可据)?袁绍自己的回答是:南据黄河,北占燕代(泛指今河北北部和山西东北一带),兼领戎狄(指乌桓),南向以争天下。曹操却淡淡地说,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道和正义来统帅他们,就左右逢源无所不可!在这里,曹操利用汉语词汇的多义性,表达了他与袁绍不同的政治见解。袁绍问“方面何所可据”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条件;据,则既可理解为据点,也可理解为凭据。如此,则曹操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只要依靠正义和人才,什么地方都是根据地。曹操的见识,已明显地高出于袁绍之上。这也是曹操后来与袁绍逐鹿中原时的态度:你打军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材牌,咱哥俩就玩他一把好了!

    袁绍当然不是曹操的对手。他的优势,是位高而势众。可他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有了人才也不会用。袁绍那边是很有些人才的,有的水平还很不低,比如沮授、田丰。沮授劝袁绍“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同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田丰则更是策无遗算,料事如神。可惜,这些人才全都没被他真正尊重过。田丰被关了起来,沮授被晾了起来,许攸气得投奔了曹操,剩下的那些货色,不是缺德(如郭图),就是少才(如审配),要不然就是一介武夫(如颜良、文丑)。最后,武将中最有谋略的张郃(音合),也因袁绍的拒谏和郭图的诬陷而投奔了曹操,终使袁绍全线崩溃,全军覆没。

    曹操却正好相反。他深知人才的重要,也清楚自己的分量。“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何况他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因此他需要大批的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高门世族的人来合作,以资号召。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的也要。总之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端的称得上是“求贤若渴,爱才如命”就连敌营中的人,他都要设法弄过来为自己所用。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三员来自敌营:张辽原是吕布部将,张郃原是袁绍部将,徐晃原是杨奉部将,乐进和于禁则是他亲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正所谓“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谋臣中也有不少来自敌方。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奔他,他光着脚出来迎接。古礼,跣足是对于对方的极大尊重,不一定是“来不及穿鞋就匆忙出迎”

    蒯越和刘琮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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