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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起义，中华民国不同于以往的王朝，两者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只是，这点新鲜的色彩与浓厚的旧色彩比起来，仍显单调虚弱，巨大的历史车轮以它固有的惯性滑行，滑行出同样的轨迹，这在成语上就叫做“重蹈覆辙”。而中国要想真正走出这旧轨迹，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就像毛泽东说要走出历史的周期率需要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我们在不断地感叹“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是不是也在提醒着我们太健忘了？说明殷鉴未远，历史还会继续惊人地相似下去？这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袁世凯的执政合法性是怎样流失的袁世凯执政的合法性是如何建立的很多人都知道，孙中山亲手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他是推翻帝制的第一人，是他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中国人的现代宪政政治启蒙有他的一份功劳，因此被称为国父。很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卖国贼，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可有趣的是，相对于孙中山执政，袁世凯的执政更具合法性。这里所说的执政合法性当然是权力的合法性。执政者的权力来源有三种，世袭、民授和僭权，与之相对应的，是三种政府体制，君主制、民主制和僭主制。在君主制下，权力来源于世袭，是心照不宣的，背后有一整套权力神授的认同机制，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而自愿归顺，对这一权力的窥视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在民主制下，权力来源于民授，通过选举这样的合法程序，人民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力给执政者，而让执政者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而僭主制不同于以上两者，执政者不是通过合法程序获得权力，而是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是既没有历史的传统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心里是极不踏实、极其自卑的，为了维护其统治，唯有用暴力来镇压和震慑反对力量，或者通过把执政者进行偶像化或神化，来实现民众对执政者的认可。偶像化或是神化执政者在强权之下可以获得民众的膜拜，但未必说明其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这可能不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而是“被认同”，并不具有公信力。一旦强权松动，民众就会离心，而统治集团内部也会众叛亲离，就会面临解体之危险，也正因为它不具有合法性，执政者的权力是代际递减的，直到有一天被另外的力量取而代之。按此分类，袁世凯是在民主制下，通过自由选举获得权力，其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具有合法性。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西藏在内（台湾地区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皆有合法代表的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从纯法理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不！应该说袁世凯是和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诸位知道，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华盛顿是在美国“正式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1789年）在纽约宣誓当总统的呢。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当选的法律程序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完全一样。不管袁世凯是不是在国会选举他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时耍了手段，比如指派“公民团”去包围国会，给议员施加压力等，谁也不能否定袁世凯是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这一事实，而且，当时国会中占绝对优势的正是反对袁世凯的国民党，这就是袁世凯执政合法性之所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与僚属合影如果我们把执政合法性广泛一点看，袁世凯权力的合法性在当时也是当仁不让的。当时的中国社会面临社会的转型历史性课题，“从历史的实践和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的成功转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主导。他必须保证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不因为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陷入丛林状态中”。且当时的中国外部环境非常恶劣，面临俄罗斯与日本两大恶邻的巨大威胁，历史和人民呼唤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对外部的挑战。所以，辛亥年之后，确实应该把政治权力委托给那些有道德力、智识力、有组织力的领导者去管理，袁世凯无疑是最佳人选。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的南北和议之中，南方革命党就主张，袁世凯反正之后，推他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当时包括英美等列强，也认为袁世凯是执掌中国的不二人选。在袁世凯着手组织北京政府之际，他获得了列强的贷款支持，而孙中山四处求贷无门，可以充分地看出列强的态度。立宪派大多支持袁世凯更不在话下。袁世凯本身是个非常出色的技术官僚。在读史过程之中，除了发现他对权力特别偏好之外，并不十分贪财，在领袖级政客这个层面的人物中，他的品质、操守、见识是比较好的。他能多为各方势力所认可，才能平衡各方利益，才能平息混乱，使政局回归稳定。他能从一个小小的幕僚迅速崛起，成为北洋军阀的一号人物，一直做到清政府的总理大臣、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肯定有其过人之处。最为重要的是，在仍然无法摆脱枪杆子说话的时代，袁世凯的枪杆子最强，统治权旁落他手，也符合历史逻辑。因此，虽然革命党在前面抛头颅洒热血，袁世凯只成就了临门一脚之功，所有的荣誉都加身于他。有人心里可能很是不服，但是，谁能否定他逼退清帝的盖世之功。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每次改朝换代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无数人头落地，不管袁世凯抱着怎样的个人目的，是他促成了南北和谈，逼迫清帝退位，不费一兵一卒，避免流血牺牲，实现了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为此，孙中山曾公开称隆裕太后“女中尧舜”，对袁世凯也是极加赞誉。如此看，袁世凯确实有缔造共和之伟功，也无怪乎，在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为：中国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中国共和之父。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家族为“民国第一家”，比孙中山还要享受盛誉。可惜袁世凯自毁长城，辜负了民众，辜负了历史，他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来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而是一再地损耗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当他的统治合法性流失殆尽之时，也正是他穷途末路之时。让中国社会转型错过一个绝好的机会，被一再地耽搁。他后来被堆砌了很多的骂名，甚至被扔入历史的垃圾堆，也是有道理的。摧毁共和，一步步地丧失合法性现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多有分歧，有一点是各方都承认的，即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至少在名义上将共和制的招牌挂在了政府的城门上，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当然，武昌起义可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过程并非偶然。由于被西方坚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训，中国人对进化论的认识，从对简单的西方技术层面的服膺和学习，到政治制度层面的服膺和学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不能说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基层民众那里深深扎根了，但至少在精英阶层，已经有了大体的共识，而且他们把中国腐朽落后的根源归结为没有实行宪政，没有搞民主，哪怕是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即便是像袁世凯以及他的继承者这样的军阀武夫，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一知半解，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在当时，进化论是上方宝剑，西方的制度代表着潮流，意味着先进，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他们所清楚的。所以，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不了解代议制度，不代表他们可以不理会，甚至我相信，他们也曾希望拿来尝试一下，让中国强盛起来，谁都不愿意在自己的执政之下，国家衰落不堪，自己脸上无光。当一种制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进，它就容易获得独占鳌头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会被视为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成为反动，从而丧失合法性。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政争不断，战争频繁，也有人说“民国不如大清”，但是往回走，搞复辟非常不容易，甚至连退半步，搞君主立宪也非常难，这正像梁启超所说，君主立宪是一面镜子，一旦被打破，就破镜难圆了。可见进化论在那个时代有着不无抵挡的魅力。袁世凯的统治合法就是在一步步地反共和、反民主的过程中丧失掉的。袁世凯反民主破坏宪政有很多。最为核心的，我认为一个是废毁宪法，一个是解散国会，一个是打击政党。《临时约法》相当于民国之临时宪法，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之后，修改临时宪法本无可厚非，而袁世凯认为，修改的原因是“国事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本大部统一人之身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这就是典型的打着人民的旗号搞阴谋了，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修宪。其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着手制定正式宪法《天坛宪法草案》，但是，袁世凯之修改临时约法完全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以满足自己专权的目的，他千方百计要将制宪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遭到反对后，他就决定来个一石三鸟。他先是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说“此次内战，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搆煽”，“但知搆乱以便其私，早已置国家危亡、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极”，因此，要在三天之内解散国民党；既然国民党议员“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本党；不知有团体，只知有个人”，那就将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也取消掉，国民党议员占国会半数以上。如此，因法定人数不够，国会就不能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因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资格而无法开议，只能宣告解散，《天坛宪法草案》因无法在宪法会议上通过而告流产。这样，宪法被毁弃，政党被解散，国会开不成，共和民主的三大支柱垮掉。我们知道，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是搞宪政。宪政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宪法是政府权力运行的标准，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从而达到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因此，宪法是实行宪政的前提，无宪法即无宪政。不过，正当性的宪法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是说有了宪法就有了宪政，假定没有宪政动作，宪法徒有其名，虚有其表。宪法是依赖宪政来得以实施、维护和发展完善的。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的实施、完善和发展是寓于宪政之中的。更深一层来探讨，宪法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契约法，作为一个契约，不能只剩下一个主体，因此，宪法不能是某个政治势力垄断的“规定”。袁世凯废弃《临时约法》，阻碍“天坛宪革”产生，将国家置于无宪法的状态，没有宪法谈何宪政？袁世凯后来捣鼓出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已然不具有正当性，约法会议是袁世凯的御用立法机关，一切唯袁世凯之命是从，袁世凯已经形成了政治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宪法便失去了契约法的意义。这个《中华民国约法》不仅规定总统有权无限连任，还可传妻传子，实际是赋予了袁世凯与皇帝相等的权力，并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他的专制独裁，与其说是一部让自己当总统的宪法，不如说是一部让自己子子孙孙当皇帝的“祖训”。另外，国会是宪政制度的关键体制之一，国会是“民权之集点”，国会是代议机构，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方，是他们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袁世凯解散国会，没有了代议机构，何来代议政治，谈何主权在民，谈何人民当家做主，谈何选举与被选举？国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解散国会等于摧毁了共和民主的基石，他这个由国会选举出来的总统的权力来源就失去了合法性。再有就是袁世凯打击政党，使得宪法失去了操作的可能。既然宪法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契约法，在近现代，宪法则主要是政党之间的契约，是各政党之间共识与妥协的结果，也依靠党派之间的制衡，来保持宪法得以维护和实施，如果某一政治势力或政治人物垄断政治，每一个人都将是垄断政治下的奴隶和牺牲品，则虽有宪法，宪政也仍然徒具虚名。袁世凯对国民党强力解散，对其他党派搞过河拆桥。刚开始，其他党派，尤其是国会中第二大势力进步党对解散国民党拍手称快，以为自己可以在国会中一党独大，可是很快他们发现，袁世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既然占国会半数以上的国民党议员被解散，国会都不能召开，进步党人数众多又有何用？连国会都没有了，政党政治也徒具虚名，“摇撼民主国体”。如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则主权在于全体国民，现在经袁氏垄断，变为袁氏这一姓一家所有，则袁世凯这个民选的总统已不合法。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但与之匹配的宪法、国会、政党要么消亡，要么名存实亡，这不是真共和，而是假共和。共和如果是假的，袁世凯这个总统就是个假总统，是非法的。再有，袁世凯此时毕竟不是皇帝，也没有世俗的认可，他没有权力将国家主权变为一姓一家之产，这又是不合法的。总之，其执政合法性经过自己一番倒腾，已荡然无存。签订“二十一条”，道德面孔被描得墨黑袁世凯统治的合法性的丧失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也有关系，这一事件使他在道德上难于立脚，背负了卖国贼的恶名。中国近代历史上，凡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人，都没有得到好名声，李鸿章如此，袁世凯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不仅仅是来源与运用的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执政者代表了国家的道德形象。一个执政者具有崇高道德威望，不仅令国人敬仰，也令外国人敬仰。我们固然不能期望道德完美者为执政者，却很难想象一个道德上劣迹斑斑的家伙高居统治地位。我们如何相信一个不讲道德和人性的人，会建立一个道德的、人性的社会？公权力本应担负起公平正义底线的责任，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有起码的道德廉耻，一个执政者有道德廉耻，其运用公权力时对公平正义起码的担当作用还能让人相信，如果一个执政者连起码的道德廉耻都没有，公权力必定被滥用，这个执政者一定是一个邪恶的执政者，由这个执政者统领的政府一定是一个邪恶的政府。一个邪恶的政府是没有合理性可言的，当一个政权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的时候，也就同时失去了合法性。理所当然地，其执政者也将失去合法性。下面我来看袁世凯是如何在签订“二十一条”中丧失合法性的。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日本见欧洲列强此刻无暇顾及远东地区，把这视为侵占中国的绝好机会。1914年9月2日，日军借口对德宣战，侵入山东半岛。中国在一战爆发后宣布中立，日本此次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是违反了国际法的。但是日本岂能坐失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出兵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占领青岛一隅，它有更大的野心，这个野心在“二十一条”里暴露无遗。“二十一条”是袁世凯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也是他一生最大的侮辱，当然也是中国的一大侮辱。对于日本的蛮横，袁世凯显然无力抵抗，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抵抗四十八小时。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情况下，袁世凯只好顾全大局，权衡利弊，用软磨硬泡的办法使得日本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后来签订的《中日新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一般人都认为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甘愿出卖国权，这是缺乏史料及道理的。袁世凯本身是一个亲英美的人，与日本素来有仇，他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与日本人斗法，日本人深知，袁世凯一贯主张联英美以制日俄，日本人对他，他对日本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如果袁世凯真的要出卖国权以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日本要求中方“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时，袁世凯就没有必要故意泄露交涉内容，施展“以夷制夷”的方策。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副耐人寻味的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自认为他一生都是日本的劲敌，自己的离去，使日本在中国少了一个绊脚石，这多少说明袁世凯对日本并没有那么的亲善。不管袁世凯在这次危机中立场如何，以及进行了多少个人的努力，有一点是他无可推卸的，那就是这样的奇耻大辱是在他执政期间发生的。而国耻面前，国人的沉痛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抵制日货运动、救国储金运动，断指血书的都有，坚决反对与日本签约，对政府和袁世凯提出严厉质问，甚至极尽咒骂也是理所当然的。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可想一般人对袁世凯的悲痛心情与对袁世凯的失望和愤恨。客观公平地讲，弱国无外交，袁世凯在他那个位置，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尽己所能与列强周旋，减少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损失。应该说，袁世凯处理得还算体面，既没有点头哈腰，也没有以卵击石。我们客观理性地想，换任何一个人在他那个位置，都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我们也可以将心比心地想，袁世凯作为当时的最高执政者，他当然知道如果赤裸裸地出卖国家利益，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千古骂名。除非他要进行最后一搏，但我找不出袁世凯最后一搏的理由。得承认的一点是，袁世凯当政时期，毕竟挂着共和的招牌，新闻相对自由，骂袁世凯骂得特别的多而狠，尤其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正对袁发动舆论攻势，称袁氏政府为“恶劣政府”，落下卖国贼的骂名，并直接影响他的统治合法性并不稀奇，要是换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谁敢骂，不要命了就骂。但是当时这一骂，让袁世凯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出现了执政合法性危机。到后来，袁世凯这张道德脸谱是越画越不成样子，新账旧账一起算上去，说他背叛光绪皇帝和维新派，是个骗子；说他背叛清室，是个乱臣；说他背叛了共和，是个贼子；说他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是窃国大盗；说他签订“二十一条”，是卖国贼；说他掌握强大军事力量，是军阀；说他登基做皇帝，是复辟先锋……总之，袁世凯从一个逼清帝逊位的“能臣”退化成自立为帝而被永远钉在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奸雄”。如此一个在道德上无一可取之人，哪里还有执政合法性？好在，历史被不断地还原，为袁世凯的联名“辩护”声中，其中不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刘忆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说明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并非偶然。当然，袁世凯似乎还没有学会将“丧事办成喜事”的手腕，没有尽力去漂白自己的“道德污点”。他自称签订“二十一条”是奇耻大辱。强力“削藩”，等于拆自己的台子我们知道，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旧混杂、新旧交替的时代，用新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政权民授”，是民授，即国家属于全体国民，国民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国民选出国家的执政者。如果用旧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用拳头说话”，谁的拳头硬，谁说话就算数；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谁掌握枪杆子，谁就掌握国家权力。袁世凯是一个新旧混合的人物，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的执政合法性具有新旧混杂的特征，是两种执政权力合法性逻辑叠加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旧逻辑主导新逻辑。因此，虽然袁世凯是民选的总统，但因为袁世凯是当时各种势力中最强势者，仍然依靠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的逻辑来演绎，否则，孙中山就没有必要让位给袁，就是因为孙在拳头上敌不过袁，于是袁有合法性，而孙就没有合法性。民众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认可”这一现实的，枪杆子打下来的合法性在当时是有效的，尽管不能指望永远有效。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历史场景。很显然地，按旧规矩袁世凯取得执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手中掌握着北洋军阀，同时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地方都督的支持，才攀上权力的顶峰，大大小小的军阀就是给袁抬庄的。在军阀们的支持下，袁世凯登上权力顶峰后，反过来，袁世凯要“削藩”，这等于拆自己的台子，也等于把自己旧的执政合法性给否定掉。本来，按照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常例，袁世凯对地方军队进行国家化转变，实行军政分离，逐步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符合宪政原则。但是，自曾国藩以降，军队私有化已经很严重，地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王朝的倒台，就是因为清王朝想做最后的挣扎，想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结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辛亥革命后，群雄割据，更是越做越大，要是得不到地方军阀的赞同，中央政府就难有作为。孙中山名义上是各省拥戴的大总统，他想要别的省给点钱给他的临时政府用都没门。袁世凯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大总统，一个号令全国的大总统，就要削藩。袁世凯先是废省改道，把都督、民政长一律取消，设文职尹一人，武职设镇守使一人，最多管辖一个师的军队。立即遭到了各地军阀的反对，无法推行。袁世凯另生一计，他下令载撤各省都督，在北京设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号。规定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没有督理军政任务的，在将军府任事，将军府名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实则充闲散武人，以防其得闲闹事，以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接着，袁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所谓军务者，不过将其军队尽数划归地方所有，而遣其托管之，此所谓“兵将分离”之策。总之就是全方位削藩。但具体实行起来，也是障碍重重。将军不仅督理军务，照旧控制民政，袁世凯本身也是一个靠军队私有化起家的人。各个地方军阀就是一个以谋取个人私利的武装，军权被削夺，利益无从谈起，袁世凯要想削藩， 给军阀们一个鸟尽弓藏结果，谈何容易！不过，袁在削国民党的这个大藩上干得还是挺漂亮的。一般都讲“二次革命”是孙中山为反对袁世凯发动的战争，而从袁世凯这一面来看，二次革命更像一次削藩之战，他削掉了南方最大的军事派系——国民党，南方几省的国民党派都督在这次战争中被清理下台，把江西部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继之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亦相继被免，残余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也几乎被连根拔除。其实，袁世凯最难削的是那些与他已经貌合神离的嫡系武力北洋军阀，此时，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一个个羽翼丰满。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削了弱藩换上强藩，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更是尾大难掉，不听他的招呼。一旦袁要对他们行削藩之事，一下子就触发众怨，袁氏势力随之削弱。袁世凯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亲信部队——模范团。表面上是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逐步改造北洋军，其实是因为北洋大将们各个羽翼丰满，不再听他的话，他要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体系，绝对地忠于自己的军队。削藩和建立模范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削藩又令地方势力惴惴不安，随时都打算反袁，这又威胁着袁的执政合法性。随着袁世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运，得罪了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地方势力反过来以反对集权专制为借口反袁，一碗“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竟要了他的性命。这只能说袁世凯太急功近利了，地方军阀势力割据非一日之功，袁此时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稳当，正当拉拢旧部，以共图大业之时，就急火火地想鸟尽弓藏，不仅太暴露，而且也是自不量力而行。复辟帝制，彻底葬送合法性前面讲，袁世凯削藩遇到重重阻力，其实，袁世凯在执政之中遇到的阻力又何止削藩一事，总之，在当时，袁感到办什么事情都十分困难，这就很容易让袁想到，他搞不定一盘散沙的国家，就想集权，集权遇到阻力，就越想集权。只有集权了，他的很多政治理想或野心才能实现。开始的时候，袁世凯只是想集权，把总统的权力做大，既可避免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府会之争（总统与国会），平息党派之争，号令天下军阀。否则，一味地尊重代议制，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随着权力起来越集中，这个时候，他那个想做太子的大儿子袁克定就唆使袁世凯做皇帝，而袁周围的一班谋士也想捞个开国元勋，也极力劝袁做皇帝。袁世凯也是一个常人，也有人性的弱点，他自然知道皇帝比总统爽，而且他就是眼见着皇帝是怎么个好法的（当然也知道万一被推翻是如何之不好法）。是人性的弱点促使袁走出了冒险的一着棋——复辟帝制。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实际上是又一次急进的中央集权运动，在这场运动里，皇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而是一种可以重树政治权威的架构，一种古老但曾经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应该说，袁世凯复辟帝制只是往回走了一小步，想搞君主立宪，叫洪宪帝制，洪宪洪宪弘扬宪政嘛。可是，就是这么一小步，立即让他失去了执政的新旧两种合法性。从新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等于不承认自己的权力是民授的，自己的道统和法统荡然无存。在那个时代，至少在社会精英看来，民主共和已是无可逆改的潮流，是进化论在政治上的实证。在这场政治进化论的演绎之中，很多落后国家都在赶这趟潮流，中国也不例外。这整个的就是一个政治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因此，政权的合法性包含着执政者促进政治文明与进步，而不是相反：如果执政者的作用是阻挡政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也就是说开倒车，那将不具合理性，当一个政权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的时候，也就同时失去了合法性。客观地说，君主立宪制在当时并不是不适合中国，不适合中国国民性，或许，更适合，会让国家社会少了些震荡。但是，辛亥革命取消了帝制，打破了帝制权威的道统，哪怕是君主立宪，与共和民主，放在进化论上进行评判，也显得难以立足了。历史进化论要往前看，而不是往后走，往前看是进步，往后走是开历史倒车。袁世凯由共和而帝制，就是开历史倒车，违背了历史向前的惯性，跟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进化论开玩笑，违反了历史进步的直线行进律，自然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他的悲剧是必然的。后来的军阀复辟也一再地证明了历史进化论的强大拉力。但袁个人的悲剧却带来了整个民族的悲剧，这又是当时的人没有预料到的。从旧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把整个国家搞成你一家一姓，万世一系，那等于断绝了那些巴望着轮流坐庄当总统的军阀们的美梦，那些地方势力、骄兵悍将，被袁压得正郁闷，正苦于没有借口来反对袁重树中央权威的举措，袁的称帝之举，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讨伐叛逆的合法性借口。在历史进化论尚未破产的时候，这种借口显得是那么的堂堂正正，无可辩驳。表面上看，袁世凯称帝失败，护国战争胜利，一半的功劳要记在蔡锷将军头上，是他再造了共和。事实不是这样的，蔡锷首举讨袁大旗固然有功，可如果蔡锷不起兵，相信也会有别的军阀起兵，而且一旦有人起兵，必然会有人附议，袁世凯必然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果。就在于当时的时局已成了一堆干柴，就差一个点火的人，不论是谁去点火，一堆干柴都会被烧个精光。前面讲，袁世凯复辟帝制，损害了其他军阀，尤其是他的嫡系军阀的利益，因为越是他的嫡系，越觉得自己美梦被破灭了。袁称帝不得军阀们的人心，尤其不得曾经十分效忠于他的北洋派的心，在袁尚未做大做强自己的时候，就轻率称帝，注定了他必将失败。要不是因为这一点，蔡锷那三千缺枪少弹的军队哪里是袁世凯的对手！相反地，如果袁世凯旧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即北洋系坚定地拥戴袁，凭北洋系的实力，十个蔡锷也灭不了。复辟帝制，让袁的新旧合法性统统丧失，既没有了民众认同，也没有了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当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上苍已不再给他时间，这是一件值得扼腕长叹的事。倘若袁世凯无论是筑牢自己新的合法性还是旧的合法性，要么认真践行共和宪政，好好地当他的总统，做这个新国家的宪政守护神，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要么以退为进，集权不要搞得过急，削藩不要搞得太露骨，从长计议，也可以实现稳固他的执政合法性，最后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当然，这只是我们后人的一相情愿了。袁氏教训：做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袁世凯的合法性丧失了，执政也垮台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重的抹黑和妖魔化袁世凯，告密者、窃国大盗、卖国贼和复辟先锋几顶大帽子他是戴定了。袁氏本来是有巨大功绩的人，一下子好像一生乏善可陈了，这是不能不令后来的执政者深有感触的，一定会从袁那里总结经验教训，以防止重蹈覆辙。袁氏的经验是什么？无非是操弄权术尤为突出，这并非每个执政者都可以学得来的。但是有一点，是后来的执政者学到了，那就不管怎么样，你必须为自己的执政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哪怕是新瓶装旧酒，你也要塑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性，一旦合法性丧失，一切就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所谓的合法性就是“名”，而自己实实在在的权力才是“器”。凡事要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有名就有器，无名就无器。袁世凯这个老政客，应该是懂得这些道理的，只怪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当了一个跟皇帝差不多的总统都不知足，还想要皇帝那个名。其实，老袁不搞那个形式，当个总统皇帝跟当一个真的皇帝有什么不一样吗？老袁也许会一直统治下去。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评价袁这一臭招时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总统”什么的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是的，唐先生火眼金睛，一语中的，这其实也总结了袁氏教训，那就是在一个向现代转型的社会，20世纪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根本否定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识形态，民主、法治、人权已经成为普世潮流。也许民主的观念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入人心（否则不会上演一再复辟事件），但专制确实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个政客无论多么想当皇帝、做独裁者，也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甚至公然对抗民主、法治、人权，而是必然会搞一件现代性的外衣披上，哪怕本质上仍然是专制独裁，但在合法性上，他大言不惭，连脸都不红一下，宣称国家属于全体人民。执政者必须代表人民的意愿，没有人民的认同，没有民主，执政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不像袁世凯那样，知道自己做得不对，赶紧消除帝制。当然，人民并没有发现这一套“假名实行”的把戏，或许也是一个原因。张振武案：民初政治生态的切片浴血革命，共和元勋中国历史上，因为改朝换代，前朝皇室被斩尽杀绝多的是，开国之后，功臣被屠杀多的是。中华民国开国，有没有将前朝皇室斩尽杀绝？没有，这是一个进步。有没有功臣被屠杀的？有，而且不止一个，这又显示其局限来。在此就说说被杀害的开国元勋张振武。张振武被杀，具有非常强的典型性，是民初政治生活的一个切片，从这个切片，我们可以窥探民初政治的基本概貌：政治集团争权夺利，以及由此对共和、对司法的破坏，预示着一个众望所归的时代仍在远处。张振武，字春山，湖北罗田人。一般的史书介绍他基本上是这样：早年毕业于本县高等学堂，后入湖北省师范学校，受其业师时象晋的影响，萌发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后，张变卖家产自费留学。1905年，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并入体育会，习战阵攻守诸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助徐锡麟举义受牵累而避走日本。回国后，执教于武昌黄鹤楼道小学。1911年6月，加入共进会，这是从同盟会派生出来的革命组织。1911年10月9日，清吏大肆缉捕革命党人，张振武力主提前起义。武昌起义后，参与组建湖北军政府，任军务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不久，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即退居副长。张振武武昌首义过程中表现出色，多次印发白话文告，阐明革命大义及作战要领，身先士卒，提振士气，在办理民团、招降北兵、布置防御等诸多方面都多有作为。汉阳危急，亲率部属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几至溺死。从极其简短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组织者、发起者、参与者、指挥者之一，在数次战斗中出生入死，负伤累累，武昌首义功成，民国成立，张振武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一个开国元勋本应得到与之相应的荣誉地位，遗憾的是，张振武没有在南京临时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还在政治斗争中卷入旋涡之中，遭致杀生之祸，令人嗟叹。1912年8月上旬，袁世凯电请张振武入京商议国事。黎元洪赠与张路费四千元，一面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一面布下了圈套让张去钻。8月14日，张振武带着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人，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到北京。黎元洪却在前一日（13日）密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并乞一律处决 ”。理由是：“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不知道这个圈套是黎元洪独设的，还是袁世凯与黎元洪共设的，袁世凯心领神会，很听话地执行了。15日夜，张振武与湖北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然后借口离席。晚10时左右，酒酣席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指挥潜伏的军警将张振武抓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在金台旅馆也被捕，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时，距被捕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法处遭枪杀，方维同时在城外被害。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民初张振武案。一代开国元勋，为革命出生入死，抛洒热血，到头来不得基本的尊重也罢，还不经任何的司法程序即被秘密屠杀，呜呼！这堪称民国史上极其黑色的一页，令国人对共和寒意顿生，也就难怪临刑前，张振武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1913年8月16日张振武在北京被杀害，图为张振武之妻抚棺痛哭的情形身陷矛盾，孤立无援张振武之死虽然十分突然，但前前后后细细分析起来，即从武昌起义以来近一年的时间去考察，实在意料之中。因为，张几乎与当时所有的最重要政治力量都结下了矛盾，包括张与黎元洪的矛盾，与同盟会的矛盾，与袁世凯的矛盾，显得十分的孤立无援。尤其是张与黎元洪的矛盾，越陷越深，以至于发展到黎元洪非要除之而后快的地步。当然，黎元洪知道把开国元勋推向断头台的后果，但黎元洪也很清楚，张与各派力量结怨，即便借袁之刀杀了张，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不会对自己构成大的危害，而且黎是拿定了张的软肋，有了种种应对措施，才敢大胆妄为。下面就详加说明一下张振武与各派力量的矛盾。张振武与黎元洪的矛盾由来已久。武昌起义后，革命党自觉人微言轻，没有号召力，不足扩大起义的影响，起义前后都考虑到请黎元洪任都督。但张振武并不赞成此举，他的意思是让革命党人自己来搞，因为拗不过众人的坚持才作罢。谁知黎元洪开始不敢干，还说什么“莫害我，莫害我”。张振武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扭扭捏捏，黎元洪如此不识抬举，还求他干啥，再说了，他既不诚心，只怕当了都督还会误了革命大事，扬言不如杀了这个“泥菩萨”算了。这话肯定传到了黎的耳朵里，这就种下了矛盾的种子，估计黎元洪此时就有了杀张的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默默等待。随着战争形势逆转，武昌起义部队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打得节节后退，黎元洪见势不妙想出走，张振武出来制止，但黎还是在孙武的支持下率其亲信直奔葛店，张振武得知，就说，这个黎某胆小如鼠，不如乘此另举贤能。但是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众人并不赞同，张振武只好不再坚持。但可以想见，黎元洪受到张一再的讥讽肯定不会好想，武昌起义之前，他黎元洪是堂堂一协统（旅长），张振武不过一小学教员，有什么资格对他指手画脚？武昌起义之后，自己被推举为都督，张振武只是军务部副部长，有什么资格对他颐指气使？我们稍为以人之常情，站在黎的角度想想，就能理解，哪怕黎元洪有“菩萨”心肠，也经不起自尊心被一再地伤害。哪怕为了一个男人的自尊，还不谈权力利益的殊死之争，也会对张振武怀恨在心，有除张之心并不算意外。张振武在任军务部副部长时，曾被派到上海去采购枪械，由于经费不够，他向黎提出追加款项，没有获得追加款，他就擅自挪用其他钱款，引起了黎的猜疑不满，怀疑他侵吞公款，要查张的账目，张大怒：是我把你拉出来当大都督，才有现在的荣华富贵，现在恩将仇报，要查我的账？黎元洪只好大事化小，不再追究。但是，黎元洪心謝ìng交蕉嗟亩哉诺某鸷蓿苁且⒌摹Ｊ虑橹沼诟死柙橐桓龇椿髦河⒒崾录美枰徊讲接弥鞫ǎ徊讲街谜耪裎溆谒赖亍�1912年2月27日，湖北发生了一次兵变，一些革命党人冲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事情的起因是，武昌起义之前被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第三十二标（又称教导团）的领导人返汉后，不满于军务部把他们边缘化，没有把他们列入常规部队，该团就搞了个改良政治群英会，鼓吹“二次革命”，联结了别的一些非正规编制的部队发动兵变，反对军务部。军部副部长蒋翊武力主镇压，张振武则主张和平调解，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了。但黎元洪借群英会反对军务部，趁机撤销了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职务，改为都督顾问，实际上是架空首义“三武”，让他们成为闲人。这是黎元洪的借题发挥，张振武不服，派人向黎元洪提出留任，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这明明是拿黎元洪的鸡毛不当令箭，让黎很不高兴，两人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也成了黎元洪后来杀张的借口之一，即张振武在群英会事件中“乘机思逞”。张振武不同于蒋翊武和孙武，张振武被撤职后，手里仍然控制着一支有力的武装——将校团。这是革命时期张的代伐卫队，十分效忠于张。黎元洪几次想控制这支力量，从张振武手中夺过来，要么安插亲信，要么收编，要么改编成军官学校，都没有得逞。张为加强将校团力量，创办男女中学各一所，发刊《震旦民报》，拉拢江西援鄂军冯嗣鸿部，极力把自己势力做大做强。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并不把黎元洪这个副总统兼都督放在眼里。在黎的一系列夺走该团的努力，张黎矛盾越发突出，到了互相严行戒备程度。看来，黎元洪是深深体味了袁世凯的谋臣陈宦对他说的一番话：“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尤其这个张振武，成了黎元洪的眼中钉，不拔不解痛，杀张也只是时机问题，如何杀的问题，而不是杀与不杀的问题。想来，黎元洪认为再没有比张此次进京，假袁世凯之手杀张更好的了。袁世凯为什么那么乐意接受黎元洪的请求，难道袁世凯这等聪明的人不懂得屠杀开国功臣，会遭致全国的反对吗？非也！他当然是掂量了再掂量的，从张振武案前后的种种迹象来看，袁世凯甚至与黎元洪再三商量过也未可知。在此我们暂且忽略背后别的利益考量，单就张振武与袁世凯的矛盾而言，袁世凯也未必没有杀张之心。张与袁的矛盾，最早应上溯到南北议和出现破裂迹象那个时期。1912年1月，时任湖北军政府副部长的张振武曾携巨款赴沪购械，正值南北议和出现破裂迹象，张振武赶紧与北伐招讨使谭人凤合作，拨出购买的第二批枪械的一半，支援在烟台的蓝天尉，并谋另组北伐军，打算亲自率师北伐，这无疑是将矛头指向袁世凯。囿于财政危机，南方根本无力北伐，只能一步步迁就袁世凯，但参与这次北伐风波的张振武被袁世凯记恨在心也可以理解。武昌群英会事件后，黎元洪借机撤销了张振武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改为都督府顾问，是一个虚职。但张手里有军队，在湖北有影响力，所谓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张在湖北一日，黎就不能安心一日。黎元洪为了将这个死对头引开，想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他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做东三省边防使，率兵一镇，这倒是一个实职，张振武也很乐意。只是，袁世凯是何等人杰，他怎么可能让一个非亲非故的异己力量安扎在自己背部。袁世凯的智囊陈宦就出了一主意，“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这一安排让黎、袁都觉得很不错，于是袁世凯把“三武”召到北京去，授予他们总统府军事顾问的虚职。对此，张振武很不满，他抱怨说：“我们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吗？”向袁世凯要求有实权的职位，袁世凯就委任他为蒙古屯垦使，却没有给他实际的支持，无钱无粮无机构，张振武很气愤，给袁世凯留下一封信，把委任状缴上去，跑回湖北设立屯垦事务所，要黎元洪每月供款1000元，准备自己招兵买马，筹建一镇兵力去蒙古镇抚。这不仅类同勒索黎元洪，更等于完全不给袁世凯的面子，袁世凯再怎么不济，此时也是一国之临时总统，你张振武把总统的话当放屁，将总统颜面置于何地？你想袁世凯听到张撂挑子的事，该是何等的气愤！区区一个张振武都摆不平，他袁世凯还想摆平更大的势力吗？我们不能无度猜测袁世凯杀张振武是杀鸡给猴看，但是，双方的矛盾是实实在在的。张振武不仅与黎、袁两大势力矛盾重重，而且还与当时的另一大势力集团——同盟会矛盾重重。照说，张振武于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一员，不应该与同盟会有太大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一直就没有太平过，经常闹窝里斗。张振武回国后加入了共进会，这个同盟会的分支其实很多主张与同盟会不同，至于章太炎与孙中山的矛盾更是内外皆知。在武昌起义中，张振武就与同盟会的首领之一黄兴发生过矛盾。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打算放弃武昌，移师南京，而张振武则力主死守武昌，他在军事会议上怒吼：“敢言弃武昌者斩！”黄兴见势不妙，只能隐退。张振武则率先通电批评黄兴，让黄兴很下不得台。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对革命有首义之功的共进会成员没有一人入阁，不能不说与彼此之间太深的矛盾有关。所以，张振武就特别瞧不起南京同盟会那边的人，认为那些人于革命并没有多大的功劳，不过是来摘桃子的投机者。张甚至在报纸上公开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你们这些人碌碌无功，是踩在别人的头上成功的。正是不满孙中山、黄兴这些人对共进会这些功臣的不公，1912年1月16日，张振武和孙武等一起，与浙江朱瑞等同盟会的反对派，组成了民社，拥黎拥袁，创办民社的机关报《民声日报》，与同盟会决裂。不过，张振武骨子里瞧不起黎元洪，所谓拥黎对他来说是假的。俗话说，做事、做成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开国元勋张振武，以其对权力革命的热诚，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发挥大的作用，没有太多的作为，处处不得志，就因为他不但天时、地利、人和一项没得，还身陷诸重矛盾之中，结局似在情理之中。政争乱象，张案不昭当我们为张振武扼腕叹息之时，不禁要问，张振武即便有再多不是，与各方皆有矛盾，也不至于遭受杀身之祸。因此，认为张之死仅仅是与各方有矛盾，恐怕过于简单定论，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即民初政治集团的争权夺利，张不过是民初政治乱象的牺牲品，是党争的受害人。如果说张振武的被杀仍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当张被处决之后，全国舆论哗然，对这一事关民国政府之信誉，司法之公平，政治之根本的事件，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对张案的不同反应，以及国会议员的反抗不了了之，弹劾政府不了了之，直至张案不了了之，就更加可以清晰地看出，张案是政争的牺牲品。当我们摊开民初政治地图，会发现，袁世凯与同盟会为主的政治集团都在争夺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南北议和阶段，双方都有小动作，孙中山想向国外借款，以便启动北伐，而袁世凯则步步加紧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同时拉拢同盟者，包括同盟会中的反对派，这是主导民初政治走向的一对主要政治矛盾。在这场殊死搏斗中，任何有利于袁世凯分化消灭革命力量的事，都是他所重视和支持的。因此，他是十分乐见作为革命党内部分化混乱，立宪派与革命党互相拆台，黎元洪与革命党彼此掐架的。在种种可能转化为自己的支持力量中，袁世凯是看重黎元洪的，尽可能地将黎元洪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然而，黎元洪毕竟不是自己的北洋派系出身，但黎元洪也非革命党人出身，虽然后来黎元洪被同盟会吸收进去，还当了同盟会的协理，但那毕竟是权宜之策，并不表明黎元洪就跟同盟会同穿一条裤子了。只要两者稍有利益冲突，就会拳头相向。比如作为湖北革命党重要成员的“三武”，在危及自己的利益时，“泥菩萨”是绝不手软的。对于张振武依凭将校团威胁自己的权位时，黎元洪顿起杀机。而此前，同盟会会员王宪章、杨玉如、祝制六等谋动暴乱，被黎元洪解职，祝制六更是在张振武之前，被黎元洪秘密地“就地正法”。对张振武采取的手段，不过是故技重演罢了。与同盟会处在尖锐对立中的黎元洪也极力需要联合别的力量来保存和扩张自己的实力，这样，袁、黎两人很容易就走到了一块。走到一块的标志，就是彼此帮忙地干了一票屠杀共和元勋的好戏，这也是袁世凯分化消灭革命力量的好机会。事实上，张振武案后，同盟会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袁世凯与同盟会断绝关系，这一局面正是袁世凯所渴望的。对于黎元洪来讲，他并不想背负屠杀功臣的罪名，他需要假借袁世凯之手，以减轻自己的罪名；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也不想因为自己不便言说的目的而屠杀元勋，授人以柄。为了两人能从干这一票中分别获益，最好的办法就是黎元洪乞请，袁世凯下手，两人都担一点责，又似乎谁都不担责，将张振武除掉，让张振武背后的力量一下子面对的不是一股力量，而是两大股力量，而产生难以匹敌的无奈。张振武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呢？看起来好像是同盟会，但正如前面所讲，自民社成立以后，就预示着张振武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了，至少从感情上已经很难赢得同盟会的支持。这个我们可以从张被杀之后孙中山的态度中看得出，他说“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仿佛是袁世凯的代言人。及至宋教仁被暗杀，悍然发动革命，简直判若两人，足见张振武这个前同盟会会员在会员中的情感地位之低。张振武另外一个支持力量应该是共和党，因为民社是共和党的小派系，但共和党总体而言是拥戴袁、黎的，他们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怎么可能转而站在张振武的这边呢？实际上，真正力挺张振武的就是民社那些人，或者说民社中的少数人。因此，我们看到，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参议院例外地讨论了三天，同盟会、共和党都共同谴责政府，甚至袁、黎违背约法，破坏共和。貌似一场同心协力式的战斗，其实是各打各的算盘，张振武只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机会。民社是共和党的小派系，在参议院上为张振武说话似乎理所当然，但他们也就弹劾到政府为止，是不会推翻袁世凯的。同盟会呢，别看个别同盟会议员言辞激烈，但并非真的为张振武申冤，而是想将政府内阁推倒，让同盟会一党来组阁，当然也并非真的想推翻袁世凯，更何况也推翻不了。因此，闹腾了三天，根本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作为真凶的袁世凯已经逍遥法外，而作为袁世凯的帮凶，袁世凯会让黎元洪吃亏吗？不会，他帮黎元洪这个忙，只让黎元洪死心塌地地站到自己这一边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尤其是黎元洪暗中指使湖北军人干政，更让这次难有作为。得到黎的指示的湖北军界联名通电，说张振武被诛，是湖北军界同仁再三开军法会议，依照暂行刑令第57条全体议决，宣告死刑，电请大总统的。湖北军方还指责、攻击参议员，给北京参议员施压：“同人隶属军界，严守法律，向不敢干预政治。自起义以来，无论贵议院若何昏暗，若何荒谬，非属军事，概不像言。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次振武本以军人判决军法，为民除害，为同人职分应然。同人粗鲁武夫，但知有国，不知其他。贵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二十四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误，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这个时候，袁世凯使用了一硬一软两手来解决问题，硬的一手，他让人放出话来，如果弹劾无效，参议院必将解散，这必将引起政治动荡。确实，民国肇始，人心思定，包括同盟会和共和党，都不愿意因此而致国家重新陷入混乱之中。袁世凯这一招可谓软中带硬。软的一手，袁世凯对民社派进行安抚，他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等到总统府面谈。袁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 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 如不治之，乱将如何？”众人难对。袁又致歉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手续亦不完全耳。”这一软中带硬的话让处于孤立无援的民社少数派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好走到袁世凯提出“维持大局”的共识上来。所谓的《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因为参议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议，张振武案就此不了了之。张振武死后，黎、袁的双簧戏还在继续，袁世凯要黎元洪站出来“请予处分，应勿庸议”，这样也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黎元洪得令，表面工作也做得相当到位，说什么“自请大总统量予处分者，实因上负大总统，下负国民，既不能烛照于机先，惟冀补直于事后”。又是发给遗属恤金一次2000元，又是送去挽联为张志祭。但黎最为重要的不在此，而在于将张振武所办学校改为公立，所办《震旦民报》由国民党支部接办，其掌控的将校团解散。终于，黎将自己一个心腹大患彻底除掉了。张振武此次应袁世凯之邀，在北京的两天宴会上，以调和党见为己任，他说他目睹党争，危及大局，因此自己不想结党，不营私利，但求党见日消，共维大局，力护共和。大家也都同意他的见解，认为政党不能强同，党见万不可有。不承想，自己却变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历史真是太吊诡了。另一个吊诡的是，张振武本是创建共和志士，结果却以“破坏共和”的罪名被杀害。历史怪圈，民国重演张振武的悲剧与他个人的性格不无关系，张振武为人热情直爽，敢作敢为，但又桀骜不驯，居功自傲，这种性格容易得罪人，使自己无端四面树敌，最后落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张振武案最大的悲剧却不是张振武个人的，而是中国的宪政民主的。张振武被杀，出自民社的共和党议员刘成禺在参议院上曾愤言直指：“查约法第六条明载，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张振武虽曾充鄂军务部副长，然退职已久，犹是中华民国之人民，既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即应受有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而张振武之被杀也，并未捕送审判厅公开审问，即云罪有应得，亦不宜星夜邀袭，旋捕旋杀。观政府杀人之手续， 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而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就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刘成禺、于右任讲得十分在理，一个挂着民主共和招牌的政府，干起杀人越货的事，就像强盗一样，这叫强盗政府，不叫共和政府，执掌这个政府的人应该叫强盗，而不应该叫总统或总长。但是，这个政府、这些执政者并不认为这是强盗行为，袁世凯以及被弹劾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已经说得很清楚，只不过是“手续不完备”、“手续错误”而已。所谓手续其实是办事必走的程序，程序可以决定结果，因此，有程序正义才有结果的正义，没有程序的正义就不可能有结果的正义。比如捕杀张振武，袁、段说是“以国家为提前”、“维持大局”，因此，“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为了所谓的目的而忽视程序，为了所谓的正义目的而践踏程序正义，结果并没能“维持大局”，相反，开了随意违宪的先河，视民主、法治、人民的权利如弊履，甚至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的恶意政争先河，民国更是越搞越乱，大有“共和亡国”之象，连基本“大局”也难“维持”。因此，当张振武被杀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和总结，违法、违宪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约和教训，半年后，宋教仁被杀已在意料之中。张振武被如此捕杀，已经预示着共和这块招牌行之不远了，宋教仁被杀只是这个趋势发展的高潮，加之，孙中山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终于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很多学者都认为宋教仁被刺案是对中国宪政民主的沉重打击，这话没错，但追溯到张振武案，我们会发现，这个打击自张振武案始，两者虽然主角不同，事件不同，结果不同（一个不了了之，一个引起“二次革命”），但本质上都是恶意政争的牺牲品。这两起事件充分说明，表面上看共和的招牌已经挂在城门之上，但独裁专制集权的土壤十分深厚，民主法治的根基十分薄弱，时时刻刻都可能受到威胁，而最大的威胁正像袁伟时先生所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守法的执政者。中国执政者在专制制度下成长，耳濡目染的是风吹草偃，“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准臣子和民众说不，否则就封报、捉人、就地正法！这些因素的会合，孕育成民国初年的怪胎：专制与民主、法治的神经线路纠缠交错的共和国。另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反对派。民国初年的畸形儿要矫形，需要特别高明的医生——反对派。不幸，当时的反对派——国民党在孙文的带领下却不是以民主、法治去矫治专制，却以暴易暴，在政治文化上与专制暴君同流，用包括暗杀在内的非法武装手段去对待非法乃至意见稍有不同的自己人。因此，我们回看张振武，或可看成单一的反对派，他在与黎元洪、袁世凯的争权夺利之中，有太多我行我素、不守规则、不讲法律的东西，比如账目不清、擅离职守、私存武装等，这不仅给执政者以实际的威胁，更是授执政者以柄，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露出狰狞面目，行不守法的专制之清算手法。不管是执政者不守法，还是反对派不守法，也不管谁先不守法，都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都是对宪政、司法的破坏，都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因为，宪政本是一种契约政治，必须建立在各个力量的均衡、和平的和对契约的高度遵守之上，才谈得上共同推进民主政治。某一种力量破坏彼此约定的契约，而不被制止和处罚，契约失去了制约作用，其他力量也依葫芦画瓢，那契约就更是形同虚设。从张振武到宋教仁，《临时约法》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被一再破坏，凭借这部约法来奠定的共和民主也只能一再被破坏。当时的很多政治人物并非没有意识到张振武案的政治重要性，没有意识到对共和民主走向的恶劣影响，但是不能不承认，像刘成禺、于佑任等这些人超前的认识毕竟只是少数（参议员也只是国家精英中的精英），甚至是异数，而像袁世凯、黎元洪这些人才是多数、常数，也就是说，专制思想及专制力量才是民主思想及民主力量涌动之下的主导者，于是中华民国仍然走不出历史的因袭，走不出鸟尽弓藏的怪圈，中国宪政民主之路注定仍任重道远。民初政客是怎样操纵五毛党的现在很少有人不知道什么叫五毛党的了，如果还真有人不懂，在此，我扫一下盲。用百度的解释，五毛党就是网络评论员，是中国大陆特有的一种指称，指受当局雇用或指导，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为全职或兼职的人员，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型职业。通常他们以普通网人的身份，发表尽可能对官方有利的评论，来试图达到影响网络舆论的目的。五毛党是对网评员的蔑称，意在讥讽他们发一篇网络评论能赚5毛钱。五毛党一说最初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2008年12月，一篇题为《瑞士媒体污蔑我国网民为赚5分钱欧元骂法国》的文章在中国一家媒体的网站上登出。该文章称瑞士一家名为《20分钟》的报纸将因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达赖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的反法情绪归于政府操纵。据此家中国媒体称，《20分钟》的报道写道：“对萨科奇进行批评的网民可能收到中国政府的相应付费。”“中国网民发表的每条批评都能赚取5欧分（05元人民币）。”有人将这些网民形象地称为“五毛党”。中国确实有培训网络评论员的事，但最终并没有证实由中国当局操纵，不能因此诋毁中国政府。当然，在商业领域早就存在大量的商业五毛党，他们根据商家的需要发帖，造成一种强大的民意假象，以引导网络舆论走向，并因此获得相应的报酬。比如，有报道说，2008年上半年，中国某饮料品牌向地震灾区捐出上亿元巨款后不久，一则帖子传遍各大论坛，称“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下就捐款一个亿，真的太狠了！”“……见一罐买一罐，坚决买空×××”这篇网络帖子，得到了众多网民的响应，论坛上的转帖，跟帖数以万计，一时间，这个品牌成为最受公众欢迎的饮料。这次网络事件中汹涌的民意和舆论，却是一次有导演、编剧和大量演员的开放式戏剧，那些演员就是雇用来吹捧该品牌的五毛党（又称水军）。著名网络推手“立二拆四”坦承，他的团队就是这出网络大戏的导演。有人说，借助大量人力手工发帖，运用广告植入、话题传播、伪装民意等手段的新型网络营销策划行业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一道独特风景。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五毛党的主要作用是根据雇主的需要制造“民意”，或支持或反对，或迎合或撇清，或激愤或赞扬，话语滔滔，口水流遍，都是操纵的结果，以利益为目的。作家章立凡写过一首《竹枝词》，“齐喷口水竞滔滔，暴语丛林日夜嗥。网猿五百分秋色，一块掰开是五毛”，就是对五毛党的真实写照。因为网络具有虚拟性，五毛党的身份看起来像是普通网民，很容易给人一种代表了普通民众的真实想法和心声，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不明真相的人确实容易受到人多势众、众口一词的话场影响，干扰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会跟在五毛党后面一起叫喊，营造出一种公共舆论，这就达到了雇用者的目的。看起来，五毛党像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其实不然，它在前网络时代早就有了。最近，我在读中国近代史发现，民国初年就出现过政客为政治私利雇用五毛党伪造民意的事。只不过，那个时候，被雇用的人不叫五毛党，而叫“公民团”——这名字即便现在听起来都挺有民意含量的。1917年“一战”期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尤其在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充满了火药味，是“府院政潮”的一支小插曲。看似一个外交问题，是国家利益的权衡，其实是两人争权的表现，两人都想大权独揽。黎元洪认为，“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而段祺瑞则认为，“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以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就像专制皇帝一样”！——总统既有特权，他这个内阁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成了附庸。因此，谁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争赢了，就表明谁一步步地抓得了话语权。但是在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段祺瑞不仅遇到来自黎总统的阻力，还遇到来自国会的阻力，国会并不认可参战案。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5月8日，国会开会讨论，没能形成统一意见。为了争权获胜，段祺瑞就想出了一个雇用五毛党，组成“公民团”，假造民意，包围国会，胁迫通过对德宣战案的法子。当天，北京城突然冒出“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北京政学商界”、“北京市民”等游行队伍，他们手持白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国会附近，人数有2000多，看见议员走过，就把各种各样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塞过去，如果议员拒绝接受，“公民”就把他们拉下车来进行殴打。“公民团”威胁国会，并提出三项意见：一是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是国会如果不通过，就要求解散国会；三是政府如不肯解散国会，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总之，不达要求，他们就对国会和议员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据说，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和失业游民。这种五毛党，已经不只是像现在网络上的五毛党发帖、骂阵、叫好，而是嘴巴和四肢并用，流氓气概十足。因为这些五毛党是段祺瑞一手导演的，所以国会外维持秩序的警察与他们相处融洽，并没有驱散他们；相反，国会工友从外购买食物回来，准备给议员食用，就被五毛党团团围住，抢夺一空。“公民团”包围国会的问题一直僵持到晚上9点，对德宣战案迟迟未获通过，有一些“公民”开始向议院内投掷砖瓦，恫吓议员接受他们的要求。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跑来国会采访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中野，段祺瑞害怕因此引起外交事件，这才命令警察驱散“公民团”，那些他自己请来的五毛党，辛苦了一遭，竟连五毛钱都不舍得打发。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北京的《醒华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名读者自称就是当天围攻国会的“公民”之一，叫王合新，他在这封读者来信里暴露了当天的丑剧：“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12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5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段祺瑞时任总理）以后 ，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晚）8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而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按：5角钱一点钟是高等“公民”的报酬。站了数小时，又饥又累，竟连五毛钱也领不到，比起现在的五毛党，在电脑前敲敲键盘，动动鼠标就来钱差远了。）可见，段祺瑞雇用五毛党假造民意并非空穴来风，就是为了达到自己利益目的。有趣的是，面对五毛党的种种干扰，议员们并不惊慌，他们说，“民国二年十月六日选举总统时，我们已领教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我们有了经验，就不怕什么了” 。此话怎讲，不妨听我细细道来。原来，按照孙中山的允诺，如果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襄赞革命，中华民国国会就选他做正式总统。袁世凯耍了个手腕，果真逼退了清帝，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自在预定之中，袁世凯盼望这一天也盼了很久。1912年10月6日，国会会议召开，准备选举中华民国正式总统。虽然袁世凯手中拿了最好的牌（黎元洪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袁世凯害怕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从中作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袁世凯还是发动五毛党，假造民意，强行议员把自己选出来。当天的宣武门大选会场虽然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往来逡巡，但仍然被三四千“公民团”团团包围，两者相处融洽。这些“公民团”就是袁世凯请来的五毛党，由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公民团”，不如说他们是公民打手，是典型的五毛党，他们代表民众来表达“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需投票三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4小时，少说也要两三天。但议员们被“公民团”死死围住出不来，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开会。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瘾君子烟瘾发作，哈欠连天，涕泪满面，扯发撕衣，丑态百出，但是“公民团”决不通融，就是不让他们出来。烟鬼们实在熬不住了，他们到处找国民党议员，作揖讲好话，哀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想法，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点回家。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给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食用的，“公民团”让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公民团”就不让送进去，“公民”还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只能在会场忍饥挨饿。经过两轮投票，袁世凯获票都没有过半，还得继续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天色已暗，这时，一些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也动摇了，袁世凯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出了袁世凯，领了报酬一哄而散。这就是民国五年时的议员们所说的他们第一次遭遇五毛党，大约是因为第一回遇到五毛党，缺乏应对经验，所以让袁世凯得逞。既然前人都懂得吃一堑长一智，我想我们面对网络上的五毛党制造的汹涌伪民意，也应该有足够的判断力。无论政府、政治人物，还是企业、企业家，都要靠公信立身，靠民意立世，操纵五毛党制造看似汹涌的民意，其实是伪造民意，更是“挟‘民意’以令天下”，是强奸真实的民意，会伤害自身的公信度，让社会变得不信任，是对民主进步和公平竞争破坏，民主公平的社会不需要五毛党。
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起义，中华民国不同于以往的王朝，两者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只是，这点新鲜的色彩与浓厚的旧色彩比起来，仍显单调虚弱，巨大的历史车轮以它固有的惯性滑行，滑行出同样的轨迹，这在成语上就叫做“重蹈覆辙”。而中国要想真正走出这旧轨迹，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就像毛泽东说要走出历史的周期率需要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我们在不断地感叹“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是不是也在提醒着我们太健忘了？说明殷鉴未远，历史还会继续惊人地相似下去？这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袁世凯的执政合法性是怎样流失的袁世凯执政的合法性是如何建立的很多人都知道，孙中山亲手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他是推翻帝制的第一人，是他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中国人的现代宪政政治启蒙有他的一份功劳，因此被称为国父。很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卖国贼，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可有趣的是，相对于孙中山执政，袁世凯的执政更具合法性。这里所说的执政合法性当然是权力的合法性。执政者的权力来源有三种，世袭、民授和僭权，与之相对应的，是三种政府体制，君主制、民主制和僭主制。在君主制下，权力来源于世袭，是心照不宣的，背后有一整套权力神授的认同机制，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而自愿归顺，对这一权力的窥视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在民主制下，权力来源于民授，通过选举这样的合法程序，人民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力给执政者，而让执政者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而僭主制不同于以上两者，执政者不是通过合法程序获得权力，而是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是既没有历史的传统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心里是极不踏实、极其自卑的，为了维护其统治，唯有用暴力来镇压和震慑反对力量，或者通过把执政者进行偶像化或神化，来实现民众对执政者的认可。偶像化或是神化执政者在强权之下可以获得民众的膜拜，但未必说明其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这可能不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而是“被认同”，并不具有公信力。一旦强权松动，民众就会离心，而统治集团内部也会众叛亲离，就会面临解体之危险，也正因为它不具有合法性，执政者的权力是代际递减的，直到有一天被另外的力量取而代之。按此分类，袁世凯是在民主制下，通过自由选举获得权力，其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具有合法性。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西藏在内（台湾地区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皆有合法代表的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从纯法理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不！应该说袁世凯是和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诸位知道，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华盛顿是在美国“正式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1789年）在纽约宣誓当总统的呢。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当选的法律程序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完全一样。不管袁世凯是不是在国会选举他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时耍了手段，比如指派“公民团”去包围国会，给议员施加压力等，谁也不能否定袁世凯是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这一事实，而且，当时国会中占绝对优势的正是反对袁世凯的国民党，这就是袁世凯执政合法性之所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与僚属合影如果我们把执政合法性广泛一点看，袁世凯权力的合法性在当时也是当仁不让的。当时的中国社会面临社会的转型历史性课题，“从历史的实践和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的成功转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主导。他必须保证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不因为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陷入丛林状态中”。且当时的中国外部环境非常恶劣，面临俄罗斯与日本两大恶邻的巨大威胁，历史和人民呼唤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对外部的挑战。所以，辛亥年之后，确实应该把政治权力委托给那些有道德力、智识力、有组织力的领导者去管理，袁世凯无疑是最佳人选。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的南北和议之中，南方革命党就主张，袁世凯反正之后，推他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当时包括英美等列强，也认为袁世凯是执掌中国的不二人选。在袁世凯着手组织北京政府之际，他获得了列强的贷款支持，而孙中山四处求贷无门，可以充分地看出列强的态度。立宪派大多支持袁世凯更不在话下。袁世凯本身是个非常出色的技术官僚。在读史过程之中，除了发现他对权力特别偏好之外，并不十分贪财，在领袖级政客这个层面的人物中，他的品质、操守、见识是比较好的。他能多为各方势力所认可，才能平衡各方利益，才能平息混乱，使政局回归稳定。他能从一个小小的幕僚迅速崛起，成为北洋军阀的一号人物，一直做到清政府的总理大臣、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肯定有其过人之处。最为重要的是，在仍然无法摆脱枪杆子说话的时代，袁世凯的枪杆子最强，统治权旁落他手，也符合历史逻辑。因此，虽然革命党在前面抛头颅洒热血，袁世凯只成就了临门一脚之功，所有的荣誉都加身于他。有人心里可能很是不服，但是，谁能否定他逼退清帝的盖世之功。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每次改朝换代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无数人头落地，不管袁世凯抱着怎样的个人目的，是他促成了南北和谈，逼迫清帝退位，不费一兵一卒，避免流血牺牲，实现了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为此，孙中山曾公开称隆裕太后“女中尧舜”，对袁世凯也是极加赞誉。如此看，袁世凯确实有缔造共和之伟功，也无怪乎，在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为：中国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中国共和之父。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家族为“民国第一家”，比孙中山还要享受盛誉。可惜袁世凯自毁长城，辜负了民众，辜负了历史，他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来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而是一再地损耗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当他的统治合法性流失殆尽之时，也正是他穷途末路之时。让中国社会转型错过一个绝好的机会，被一再地耽搁。他后来被堆砌了很多的骂名，甚至被扔入历史的垃圾堆，也是有道理的。摧毁共和，一步步地丧失合法性现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多有分歧，有一点是各方都承认的，即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至少在名义上将共和制的招牌挂在了政府的城门上，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当然，武昌起义可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过程并非偶然。由于被西方坚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训，中国人对进化论的认识，从对简单的西方技术层面的服膺和学习，到政治制度层面的服膺和学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不能说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基层民众那里深深扎根了，但至少在精英阶层，已经有了大体的共识，而且他们把中国腐朽落后的根源归结为没有实行宪政，没有搞民主，哪怕是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即便是像袁世凯以及他的继承者这样的军阀武夫，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一知半解，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在当时，进化论是上方宝剑，西方的制度代表着潮流，意味着先进，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他们所清楚的。所以，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不了解代议制度，不代表他们可以不理会，甚至我相信，他们也曾希望拿来尝试一下，让中国强盛起来，谁都不愿意在自己的执政之下，国家衰落不堪，自己脸上无光。当一种制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进，它就容易获得独占鳌头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会被视为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成为反动，从而丧失合法性。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政争不断，战争频繁，也有人说“民国不如大清”，但是往回走，搞复辟非常不容易，甚至连退半步，搞君主立宪也非常难，这正像梁启超所说，君主立宪是一面镜子，一旦被打破，就破镜难圆了。可见进化论在那个时代有着不无抵挡的魅力。袁世凯的统治合法就是在一步步地反共和、反民主的过程中丧失掉的。袁世凯反民主破坏宪政有很多。最为核心的，我认为一个是废毁宪法，一个是解散国会，一个是打击政党。《临时约法》相当于民国之临时宪法，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之后，修改临时宪法本无可厚非，而袁世凯认为，修改的原因是“国事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本大部统一人之身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这就是典型的打着人民的旗号搞阴谋了，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修宪。其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着手制定正式宪法《天坛宪法草案》，但是，袁世凯之修改临时约法完全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以满足自己专权的目的，他千方百计要将制宪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遭到反对后，他就决定来个一石三鸟。他先是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说“此次内战，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搆煽”，“但知搆乱以便其私，早已置国家危亡、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极”，因此，要在三天之内解散国民党；既然国民党议员“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本党；不知有团体，只知有个人”，那就将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也取消掉，国民党议员占国会半数以上。如此，因法定人数不够，国会就不能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因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资格而无法开议，只能宣告解散，《天坛宪法草案》因无法在宪法会议上通过而告流产。这样，宪法被毁弃，政党被解散，国会开不成，共和民主的三大支柱垮掉。我们知道，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是搞宪政。宪政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宪法是政府权力运行的标准，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从而达到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因此，宪法是实行宪政的前提，无宪法即无宪政。不过，正当性的宪法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是说有了宪法就有了宪政，假定没有宪政动作，宪法徒有其名，虚有其表。宪法是依赖宪政来得以实施、维护和发展完善的。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的实施、完善和发展是寓于宪政之中的。更深一层来探讨，宪法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契约法，作为一个契约，不能只剩下一个主体，因此，宪法不能是某个政治势力垄断的“规定”。袁世凯废弃《临时约法》，阻碍“天坛宪革”产生，将国家置于无宪法的状态，没有宪法谈何宪政？袁世凯后来捣鼓出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已然不具有正当性，约法会议是袁世凯的御用立法机关，一切唯袁世凯之命是从，袁世凯已经形成了政治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宪法便失去了契约法的意义。这个《中华民国约法》不仅规定总统有权无限连任，还可传妻传子，实际是赋予了袁世凯与皇帝相等的权力，并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他的专制独裁，与其说是一部让自己当总统的宪法，不如说是一部让自己子子孙孙当皇帝的“祖训”。另外，国会是宪政制度的关键体制之一，国会是“民权之集点”，国会是代议机构，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方，是他们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袁世凯解散国会，没有了代议机构，何来代议政治，谈何主权在民，谈何人民当家做主，谈何选举与被选举？国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解散国会等于摧毁了共和民主的基石，他这个由国会选举出来的总统的权力来源就失去了合法性。再有就是袁世凯打击政党，使得宪法失去了操作的可能。既然宪法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契约法，在近现代，宪法则主要是政党之间的契约，是各政党之间共识与妥协的结果，也依靠党派之间的制衡，来保持宪法得以维护和实施，如果某一政治势力或政治人物垄断政治，每一个人都将是垄断政治下的奴隶和牺牲品，则虽有宪法，宪政也仍然徒具虚名。袁世凯对国民党强力解散，对其他党派搞过河拆桥。刚开始，其他党派，尤其是国会中第二大势力进步党对解散国民党拍手称快，以为自己可以在国会中一党独大，可是很快他们发现，袁世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既然占国会半数以上的国民党议员被解散，国会都不能召开，进步党人数众多又有何用？连国会都没有了，政党政治也徒具虚名，“摇撼民主国体”。如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则主权在于全体国民，现在经袁氏垄断，变为袁氏这一姓一家所有，则袁世凯这个民选的总统已不合法。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但与之匹配的宪法、国会、政党要么消亡，要么名存实亡，这不是真共和，而是假共和。共和如果是假的，袁世凯这个总统就是个假总统，是非法的。再有，袁世凯此时毕竟不是皇帝，也没有世俗的认可，他没有权力将国家主权变为一姓一家之产，这又是不合法的。总之，其执政合法性经过自己一番倒腾，已荡然无存。签订“二十一条”，道德面孔被描得墨黑袁世凯统治的合法性的丧失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也有关系，这一事件使他在道德上难于立脚，背负了卖国贼的恶名。中国近代历史上，凡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人，都没有得到好名声，李鸿章如此，袁世凯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不仅仅是来源与运用的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执政者代表了国家的道德形象。一个执政者具有崇高道德威望，不仅令国人敬仰，也令外国人敬仰。我们固然不能期望道德完美者为执政者，却很难想象一个道德上劣迹斑斑的家伙高居统治地位。我们如何相信一个不讲道德和人性的人，会建立一个道德的、人性的社会？公权力本应担负起公平正义底线的责任，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有起码的道德廉耻，一个执政者有道德廉耻，其运用公权力时对公平正义起码的担当作用还能让人相信，如果一个执政者连起码的道德廉耻都没有，公权力必定被滥用，这个执政者一定是一个邪恶的执政者，由这个执政者统领的政府一定是一个邪恶的政府。一个邪恶的政府是没有合理性可言的，当一个政权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的时候，也就同时失去了合法性。理所当然地，其执政者也将失去合法性。下面我来看袁世凯是如何在签订“二十一条”中丧失合法性的。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日本见欧洲列强此刻无暇顾及远东地区，把这视为侵占中国的绝好机会。1914年9月2日，日军借口对德宣战，侵入山东半岛。中国在一战爆发后宣布中立，日本此次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是违反了国际法的。但是日本岂能坐失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出兵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占领青岛一隅，它有更大的野心，这个野心在“二十一条”里暴露无遗。“二十一条”是袁世凯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也是他一生最大的侮辱，当然也是中国的一大侮辱。对于日本的蛮横，袁世凯显然无力抵抗，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抵抗四十八小时。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情况下，袁世凯只好顾全大局，权衡利弊，用软磨硬泡的办法使得日本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后来签订的《中日新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一般人都认为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甘愿出卖国权，这是缺乏史料及道理的。袁世凯本身是一个亲英美的人，与日本素来有仇，他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与日本人斗法，日本人深知，袁世凯一贯主张联英美以制日俄，日本人对他，他对日本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如果袁世凯真的要出卖国权以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日本要求中方“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时，袁世凯就没有必要故意泄露交涉内容，施展“以夷制夷”的方策。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副耐人寻味的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自认为他一生都是日本的劲敌，自己的离去，使日本在中国少了一个绊脚石，这多少说明袁世凯对日本并没有那么的亲善。不管袁世凯在这次危机中立场如何，以及进行了多少个人的努力，有一点是他无可推卸的，那就是这样的奇耻大辱是在他执政期间发生的。而国耻面前，国人的沉痛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抵制日货运动、救国储金运动，断指血书的都有，坚决反对与日本签约，对政府和袁世凯提出严厉质问，甚至极尽咒骂也是理所当然的。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可想一般人对袁世凯的悲痛心情与对袁世凯的失望和愤恨。客观公平地讲，弱国无外交，袁世凯在他那个位置，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尽己所能与列强周旋，减少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损失。应该说，袁世凯处理得还算体面，既没有点头哈腰，也没有以卵击石。我们客观理性地想，换任何一个人在他那个位置，都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我们也可以将心比心地想，袁世凯作为当时的最高执政者，他当然知道如果赤裸裸地出卖国家利益，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千古骂名。除非他要进行最后一搏，但我找不出袁世凯最后一搏的理由。得承认的一点是，袁世凯当政时期，毕竟挂着共和的招牌，新闻相对自由，骂袁世凯骂得特别的多而狠，尤其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正对袁发动舆论攻势，称袁氏政府为“恶劣政府”，落下卖国贼的骂名，并直接影响他的统治合法性并不稀奇，要是换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谁敢骂，不要命了就骂。但是当时这一骂，让袁世凯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出现了执政合法性危机。到后来，袁世凯这张道德脸谱是越画越不成样子，新账旧账一起算上去，说他背叛光绪皇帝和维新派，是个骗子；说他背叛清室，是个乱臣；说他背叛了共和，是个贼子；说他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是窃国大盗；说他签订“二十一条”，是卖国贼；说他掌握强大军事力量，是军阀；说他登基做皇帝，是复辟先锋……总之，袁世凯从一个逼清帝逊位的“能臣”退化成自立为帝而被永远钉在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奸雄”。如此一个在道德上无一可取之人，哪里还有执政合法性？好在，历史被不断地还原，为袁世凯的联名“辩护”声中，其中不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刘忆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说明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并非偶然。当然，袁世凯似乎还没有学会将“丧事办成喜事”的手腕，没有尽力去漂白自己的“道德污点”。他自称签订“二十一条”是奇耻大辱。强力“削藩”，等于拆自己的台子我们知道，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旧混杂、新旧交替的时代，用新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政权民授”，是民授，即国家属于全体国民，国民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国民选出国家的执政者。如果用旧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用拳头说话”，谁的拳头硬，谁说话就算数；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谁掌握枪杆子，谁就掌握国家权力。袁世凯是一个新旧混合的人物，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的执政合法性具有新旧混杂的特征，是两种执政权力合法性逻辑叠加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旧逻辑主导新逻辑。因此，虽然袁世凯是民选的总统，但因为袁世凯是当时各种势力中最强势者，仍然依靠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的逻辑来演绎，否则，孙中山就没有必要让位给袁，就是因为孙在拳头上敌不过袁，于是袁有合法性，而孙就没有合法性。民众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认可”这一现实的，枪杆子打下来的合法性在当时是有效的，尽管不能指望永远有效。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历史场景。很显然地，按旧规矩袁世凯取得执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手中掌握着北洋军阀，同时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地方都督的支持，才攀上权力的顶峰，大大小小的军阀就是给袁抬庄的。在军阀们的支持下，袁世凯登上权力顶峰后，反过来，袁世凯要“削藩”，这等于拆自己的台子，也等于把自己旧的执政合法性给否定掉。本来，按照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常例，袁世凯对地方军队进行国家化转变，实行军政分离，逐步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符合宪政原则。但是，自曾国藩以降，军队私有化已经很严重，地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王朝的倒台，就是因为清王朝想做最后的挣扎，想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结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辛亥革命后，群雄割据，更是越做越大，要是得不到地方军阀的赞同，中央政府就难有作为。孙中山名义上是各省拥戴的大总统，他想要别的省给点钱给他的临时政府用都没门。袁世凯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大总统，一个号令全国的大总统，就要削藩。袁世凯先是废省改道，把都督、民政长一律取消，设文职尹一人，武职设镇守使一人，最多管辖一个师的军队。立即遭到了各地军阀的反对，无法推行。袁世凯另生一计，他下令载撤各省都督，在北京设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号。规定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没有督理军政任务的，在将军府任事，将军府名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实则充闲散武人，以防其得闲闹事，以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接着，袁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所谓军务者，不过将其军队尽数划归地方所有，而遣其托管之，此所谓“兵将分离”之策。总之就是全方位削藩。但具体实行起来，也是障碍重重。将军不仅督理军务，照旧控制民政，袁世凯本身也是一个靠军队私有化起家的人。各个地方军阀就是一个以谋取个人私利的武装，军权被削夺，利益无从谈起，袁世凯要想削藩， 给军阀们一个鸟尽弓藏结果，谈何容易！不过，袁在削国民党的这个大藩上干得还是挺漂亮的。一般都讲“二次革命”是孙中山为反对袁世凯发动的战争，而从袁世凯这一面来看，二次革命更像一次削藩之战，他削掉了南方最大的军事派系——国民党，南方几省的国民党派都督在这次战争中被清理下台，把江西部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继之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亦相继被免，残余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也几乎被连根拔除。其实，袁世凯最难削的是那些与他已经貌合神离的嫡系武力北洋军阀，此时，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一个个羽翼丰满。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削了弱藩换上强藩，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更是尾大难掉，不听他的招呼。一旦袁要对他们行削藩之事，一下子就触发众怨，袁氏势力随之削弱。袁世凯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亲信部队——模范团。表面上是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逐步改造北洋军，其实是因为北洋大将们各个羽翼丰满，不再听他的话，他要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体系，绝对地忠于自己的军队。削藩和建立模范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削藩又令地方势力惴惴不安，随时都打算反袁，这又威胁着袁的执政合法性。随着袁世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运，得罪了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地方势力反过来以反对集权专制为借口反袁，一碗“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竟要了他的性命。这只能说袁世凯太急功近利了，地方军阀势力割据非一日之功，袁此时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稳当，正当拉拢旧部，以共图大业之时，就急火火地想鸟尽弓藏，不仅太暴露，而且也是自不量力而行。复辟帝制，彻底葬送合法性前面讲，袁世凯削藩遇到重重阻力，其实，袁世凯在执政之中遇到的阻力又何止削藩一事，总之，在当时，袁感到办什么事情都十分困难，这就很容易让袁想到，他搞不定一盘散沙的国家，就想集权，集权遇到阻力，就越想集权。只有集权了，他的很多政治理想或野心才能实现。开始的时候，袁世凯只是想集权，把总统的权力做大，既可避免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府会之争（总统与国会），平息党派之争，号令天下军阀。否则，一味地尊重代议制，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随着权力起来越集中，这个时候，他那个想做太子的大儿子袁克定就唆使袁世凯做皇帝，而袁周围的一班谋士也想捞个开国元勋，也极力劝袁做皇帝。袁世凯也是一个常人，也有人性的弱点，他自然知道皇帝比总统爽，而且他就是眼见着皇帝是怎么个好法的（当然也知道万一被推翻是如何之不好法）。是人性的弱点促使袁走出了冒险的一着棋——复辟帝制。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实际上是又一次急进的中央集权运动，在这场运动里，皇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而是一种可以重树政治权威的架构，一种古老但曾经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应该说，袁世凯复辟帝制只是往回走了一小步，想搞君主立宪，叫洪宪帝制，洪宪洪宪弘扬宪政嘛。可是，就是这么一小步，立即让他失去了执政的新旧两种合法性。从新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等于不承认自己的权力是民授的，自己的道统和法统荡然无存。在那个时代，至少在社会精英看来，民主共和已是无可逆改的潮流，是进化论在政治上的实证。在这场政治进化论的演绎之中，很多落后国家都在赶这趟潮流，中国也不例外。这整个的就是一个政治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因此，政权的合法性包含着执政者促进政治文明与进步，而不是相反：如果执政者的作用是阻挡政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也就是说开倒车，那将不具合理性，当一个政权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的时候，也就同时失去了合法性。客观地说，君主立宪制在当时并不是不适合中国，不适合中国国民性，或许，更适合，会让国家社会少了些震荡。但是，辛亥革命取消了帝制，打破了帝制权威的道统，哪怕是君主立宪，与共和民主，放在进化论上进行评判，也显得难以立足了。历史进化论要往前看，而不是往后走，往前看是进步，往后走是开历史倒车。袁世凯由共和而帝制，就是开历史倒车，违背了历史向前的惯性，跟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进化论开玩笑，违反了历史进步的直线行进律，自然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他的悲剧是必然的。后来的军阀复辟也一再地证明了历史进化论的强大拉力。但袁个人的悲剧却带来了整个民族的悲剧，这又是当时的人没有预料到的。从旧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把整个国家搞成你一家一姓，万世一系，那等于断绝了那些巴望着轮流坐庄当总统的军阀们的美梦，那些地方势力、骄兵悍将，被袁压得正郁闷，正苦于没有借口来反对袁重树中央权威的举措，袁的称帝之举，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讨伐叛逆的合法性借口。在历史进化论尚未破产的时候，这种借口显得是那么的堂堂正正，无可辩驳。表面上看，袁世凯称帝失败，护国战争胜利，一半的功劳要记在蔡锷将军头上，是他再造了共和。事实不是这样的，蔡锷首举讨袁大旗固然有功，可如果蔡锷不起兵，相信也会有别的军阀起兵，而且一旦有人起兵，必然会有人附议，袁世凯必然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果。就在于当时的时局已成了一堆干柴，就差一个点火的人，不论是谁去点火，一堆干柴都会被烧个精光。前面讲，袁世凯复辟帝制，损害了其他军阀，尤其是他的嫡系军阀的利益，因为越是他的嫡系，越觉得自己美梦被破灭了。袁称帝不得军阀们的人心，尤其不得曾经十分效忠于他的北洋派的心，在袁尚未做大做强自己的时候，就轻率称帝，注定了他必将失败。要不是因为这一点，蔡锷那三千缺枪少弹的军队哪里是袁世凯的对手！相反地，如果袁世凯旧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即北洋系坚定地拥戴袁，凭北洋系的实力，十个蔡锷也灭不了。复辟帝制，让袁的新旧合法性统统丧失，既没有了民众认同，也没有了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当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上苍已不再给他时间，这是一件值得扼腕长叹的事。倘若袁世凯无论是筑牢自己新的合法性还是旧的合法性，要么认真践行共和宪政，好好地当他的总统，做这个新国家的宪政守护神，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要么以退为进，集权不要搞得过急，削藩不要搞得太露骨，从长计议，也可以实现稳固他的执政合法性，最后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当然，这只是我们后人的一相情愿了。袁氏教训：做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袁世凯的合法性丧失了，执政也垮台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重的抹黑和妖魔化袁世凯，告密者、窃国大盗、卖国贼和复辟先锋几顶大帽子他是戴定了。袁氏本来是有巨大功绩的人，一下子好像一生乏善可陈了，这是不能不令后来的执政者深有感触的，一定会从袁那里总结经验教训，以防止重蹈覆辙。袁氏的经验是什么？无非是操弄权术尤为突出，这并非每个执政者都可以学得来的。但是有一点，是后来的执政者学到了，那就不管怎么样，你必须为自己的执政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哪怕是新瓶装旧酒，你也要塑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性，一旦合法性丧失，一切就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所谓的合法性就是“名”，而自己实实在在的权力才是“器”。凡事要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有名就有器，无名就无器。袁世凯这个老政客，应该是懂得这些道理的，只怪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当了一个跟皇帝差不多的总统都不知足，还想要皇帝那个名。其实，老袁不搞那个形式，当个总统皇帝跟当一个真的皇帝有什么不一样吗？老袁也许会一直统治下去。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评价袁这一臭招时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总统”什么的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是的，唐先生火眼金睛，一语中的，这其实也总结了袁氏教训，那就是在一个向现代转型的社会，20世纪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根本否定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识形态，民主、法治、人权已经成为普世潮流。也许民主的观念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入人心（否则不会上演一再复辟事件），但专制确实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个政客无论多么想当皇帝、做独裁者，也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甚至公然对抗民主、法治、人权，而是必然会搞一件现代性的外衣披上，哪怕本质上仍然是专制独裁，但在合法性上，他大言不惭，连脸都不红一下，宣称国家属于全体人民。执政者必须代表人民的意愿，没有人民的认同，没有民主，执政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不像袁世凯那样，知道自己做得不对，赶紧消除帝制。当然，人民并没有发现这一套“假名实行”的把戏，或许也是一个原因。张振武案：民初政治生态的切片浴血革命，共和元勋中国历史上，因为改朝换代，前朝皇室被斩尽杀绝多的是，开国之后，功臣被屠杀多的是。中华民国开国，有没有将前朝皇室斩尽杀绝？没有，这是一个进步。有没有功臣被屠杀的？有，而且不止一个，这又显示其局限来。在此就说说被杀害的开国元勋张振武。张振武被杀，具有非常强的典型性，是民初政治生活的一个切片，从这个切片，我们可以窥探民初政治的基本概貌：政治集团争权夺利，以及由此对共和、对司法的破坏，预示着一个众望所归的时代仍在远处。张振武，字春山，湖北罗田人。一般的史书介绍他基本上是这样：早年毕业于本县高等学堂，后入湖北省师范学校，受其业师时象晋的影响，萌发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后，张变卖家产自费留学。1905年，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并入体育会，习战阵攻守诸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助徐锡麟举义受牵累而避走日本。回国后，执教于武昌黄鹤楼道小学。1911年6月，加入共进会，这是从同盟会派生出来的革命组织。1911年10月9日，清吏大肆缉捕革命党人，张振武力主提前起义。武昌起义后，参与组建湖北军政府，任军务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不久，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即退居副长。张振武武昌首义过程中表现出色，多次印发白话文告，阐明革命大义及作战要领，身先士卒，提振士气，在办理民团、招降北兵、布置防御等诸多方面都多有作为。汉阳危急，亲率部属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几至溺死。从极其简短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组织者、发起者、参与者、指挥者之一，在数次战斗中出生入死，负伤累累，武昌首义功成，民国成立，张振武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一个开国元勋本应得到与之相应的荣誉地位，遗憾的是，张振武没有在南京临时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还在政治斗争中卷入旋涡之中，遭致杀生之祸，令人嗟叹。1912年8月上旬，袁世凯电请张振武入京商议国事。黎元洪赠与张路费四千元，一面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一面布下了圈套让张去钻。8月14日，张振武带着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人，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到北京。黎元洪却在前一日（13日）密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并乞一律处决 ”。理由是：“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不知道这个圈套是黎元洪独设的，还是袁世凯与黎元洪共设的，袁世凯心领神会，很听话地执行了。15日夜，张振武与湖北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然后借口离席。晚10时左右，酒酣席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指挥潜伏的军警将张振武抓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在金台旅馆也被捕，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时，距被捕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法处遭枪杀，方维同时在城外被害。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民初张振武案。一代开国元勋，为革命出生入死，抛洒热血，到头来不得基本的尊重也罢，还不经任何的司法程序即被秘密屠杀，呜呼！这堪称民国史上极其黑色的一页，令国人对共和寒意顿生，也就难怪临刑前，张振武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1913年8月16日张振武在北京被杀害，图为张振武之妻抚棺痛哭的情形身陷矛盾，孤立无援张振武之死虽然十分突然，但前前后后细细分析起来，即从武昌起义以来近一年的时间去考察，实在意料之中。因为，张几乎与当时所有的最重要政治力量都结下了矛盾，包括张与黎元洪的矛盾，与同盟会的矛盾，与袁世凯的矛盾，显得十分的孤立无援。尤其是张与黎元洪的矛盾，越陷越深，以至于发展到黎元洪非要除之而后快的地步。当然，黎元洪知道把开国元勋推向断头台的后果，但黎元洪也很清楚，张与各派力量结怨，即便借袁之刀杀了张，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不会对自己构成大的危害，而且黎是拿定了张的软肋，有了种种应对措施，才敢大胆妄为。下面就详加说明一下张振武与各派力量的矛盾。张振武与黎元洪的矛盾由来已久。武昌起义后，革命党自觉人微言轻，没有号召力，不足扩大起义的影响，起义前后都考虑到请黎元洪任都督。但张振武并不赞成此举，他的意思是让革命党人自己来搞，因为拗不过众人的坚持才作罢。谁知黎元洪开始不敢干，还说什么“莫害我，莫害我”。张振武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扭扭捏捏，黎元洪如此不识抬举，还求他干啥，再说了，他既不诚心，只怕当了都督还会误了革命大事，扬言不如杀了这个“泥菩萨”算了。这话肯定传到了黎的耳朵里，这就种下了矛盾的种子，估计黎元洪此时就有了杀张的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默默等待。随着战争形势逆转，武昌起义部队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打得节节后退，黎元洪见势不妙想出走，张振武出来制止，但黎还是在孙武的支持下率其亲信直奔葛店，张振武得知，就说，这个黎某胆小如鼠，不如乘此另举贤能。但是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众人并不赞同，张振武只好不再坚持。但可以想见，黎元洪受到张一再的讥讽肯定不会好想，武昌起义之前，他黎元洪是堂堂一协统（旅长），张振武不过一小学教员，有什么资格对他指手画脚？武昌起义之后，自己被推举为都督，张振武只是军务部副部长，有什么资格对他颐指气使？我们稍为以人之常情，站在黎的角度想想，就能理解，哪怕黎元洪有“菩萨”心肠，也经不起自尊心被一再地伤害。哪怕为了一个男人的自尊，还不谈权力利益的殊死之争，也会对张振武怀恨在心，有除张之心并不算意外。张振武在任军务部副部长时，曾被派到上海去采购枪械，由于经费不够，他向黎提出追加款项，没有获得追加款，他就擅自挪用其他钱款，引起了黎的猜疑不满，怀疑他侵吞公款，要查张的账目，张大怒：是我把你拉出来当大都督，才有现在的荣华富贵，现在恩将仇报，要查我的账？黎元洪只好大事化小，不再追究。但是，黎元洪心謝ìng交蕉嗟亩哉诺某鸷蓿苁且⒌摹Ｊ虑橹沼诟死柙橐桓龇椿髦河⒒崾录美枰徊讲接弥鞫ǎ徊讲街谜耪裎溆谒赖亍�1912年2月27日，湖北发生了一次兵变，一些革命党人冲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事情的起因是，武昌起义之前被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第三十二标（又称教导团）的领导人返汉后，不满于军务部把他们边缘化，没有把他们列入常规部队，该团就搞了个改良政治群英会，鼓吹“二次革命”，联结了别的一些非正规编制的部队发动兵变，反对军务部。军部副部长蒋翊武力主镇压，张振武则主张和平调解，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了。但黎元洪借群英会反对军务部，趁机撤销了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职务，改为都督顾问，实际上是架空首义“三武”，让他们成为闲人。这是黎元洪的借题发挥，张振武不服，派人向黎元洪提出留任，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这明明是拿黎元洪的鸡毛不当令箭，让黎很不高兴，两人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也成了黎元洪后来杀张的借口之一，即张振武在群英会事件中“乘机思逞”。张振武不同于蒋翊武和孙武，张振武被撤职后，手里仍然控制着一支有力的武装——将校团。这是革命时期张的代伐卫队，十分效忠于张。黎元洪几次想控制这支力量，从张振武手中夺过来，要么安插亲信，要么收编，要么改编成军官学校，都没有得逞。张为加强将校团力量，创办男女中学各一所，发刊《震旦民报》，拉拢江西援鄂军冯嗣鸿部，极力把自己势力做大做强。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并不把黎元洪这个副总统兼都督放在眼里。在黎的一系列夺走该团的努力，张黎矛盾越发突出，到了互相严行戒备程度。看来，黎元洪是深深体味了袁世凯的谋臣陈宦对他说的一番话：“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尤其这个张振武，成了黎元洪的眼中钉，不拔不解痛，杀张也只是时机问题，如何杀的问题，而不是杀与不杀的问题。想来，黎元洪认为再没有比张此次进京，假袁世凯之手杀张更好的了。袁世凯为什么那么乐意接受黎元洪的请求，难道袁世凯这等聪明的人不懂得屠杀开国功臣，会遭致全国的反对吗？非也！他当然是掂量了再掂量的，从张振武案前后的种种迹象来看，袁世凯甚至与黎元洪再三商量过也未可知。在此我们暂且忽略背后别的利益考量，单就张振武与袁世凯的矛盾而言，袁世凯也未必没有杀张之心。张与袁的矛盾，最早应上溯到南北议和出现破裂迹象那个时期。1912年1月，时任湖北军政府副部长的张振武曾携巨款赴沪购械，正值南北议和出现破裂迹象，张振武赶紧与北伐招讨使谭人凤合作，拨出购买的第二批枪械的一半，支援在烟台的蓝天尉，并谋另组北伐军，打算亲自率师北伐，这无疑是将矛头指向袁世凯。囿于财政危机，南方根本无力北伐，只能一步步迁就袁世凯，但参与这次北伐风波的张振武被袁世凯记恨在心也可以理解。武昌群英会事件后，黎元洪借机撤销了张振武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改为都督府顾问，是一个虚职。但张手里有军队，在湖北有影响力，所谓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张在湖北一日，黎就不能安心一日。黎元洪为了将这个死对头引开，想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他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做东三省边防使，率兵一镇，这倒是一个实职，张振武也很乐意。只是，袁世凯是何等人杰，他怎么可能让一个非亲非故的异己力量安扎在自己背部。袁世凯的智囊陈宦就出了一主意，“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这一安排让黎、袁都觉得很不错，于是袁世凯把“三武”召到北京去，授予他们总统府军事顾问的虚职。对此，张振武很不满，他抱怨说：“我们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吗？”向袁世凯要求有实权的职位，袁世凯就委任他为蒙古屯垦使，却没有给他实际的支持，无钱无粮无机构，张振武很气愤，给袁世凯留下一封信，把委任状缴上去，跑回湖北设立屯垦事务所，要黎元洪每月供款1000元，准备自己招兵买马，筹建一镇兵力去蒙古镇抚。这不仅类同勒索黎元洪，更等于完全不给袁世凯的面子，袁世凯再怎么不济，此时也是一国之临时总统，你张振武把总统的话当放屁，将总统颜面置于何地？你想袁世凯听到张撂挑子的事，该是何等的气愤！区区一个张振武都摆不平，他袁世凯还想摆平更大的势力吗？我们不能无度猜测袁世凯杀张振武是杀鸡给猴看，但是，双方的矛盾是实实在在的。张振武不仅与黎、袁两大势力矛盾重重，而且还与当时的另一大势力集团——同盟会矛盾重重。照说，张振武于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一员，不应该与同盟会有太大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一直就没有太平过，经常闹窝里斗。张振武回国后加入了共进会，这个同盟会的分支其实很多主张与同盟会不同，至于章太炎与孙中山的矛盾更是内外皆知。在武昌起义中，张振武就与同盟会的首领之一黄兴发生过矛盾。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打算放弃武昌，移师南京，而张振武则力主死守武昌，他在军事会议上怒吼：“敢言弃武昌者斩！”黄兴见势不妙，只能隐退。张振武则率先通电批评黄兴，让黄兴很下不得台。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对革命有首义之功的共进会成员没有一人入阁，不能不说与彼此之间太深的矛盾有关。所以，张振武就特别瞧不起南京同盟会那边的人，认为那些人于革命并没有多大的功劳，不过是来摘桃子的投机者。张甚至在报纸上公开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你们这些人碌碌无功，是踩在别人的头上成功的。正是不满孙中山、黄兴这些人对共进会这些功臣的不公，1912年1月16日，张振武和孙武等一起，与浙江朱瑞等同盟会的反对派，组成了民社，拥黎拥袁，创办民社的机关报《民声日报》，与同盟会决裂。不过，张振武骨子里瞧不起黎元洪，所谓拥黎对他来说是假的。俗话说，做事、做成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开国元勋张振武，以其对权力革命的热诚，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发挥大的作用，没有太多的作为，处处不得志，就因为他不但天时、地利、人和一项没得，还身陷诸重矛盾之中，结局似在情理之中。政争乱象，张案不昭当我们为张振武扼腕叹息之时，不禁要问，张振武即便有再多不是，与各方皆有矛盾，也不至于遭受杀身之祸。因此，认为张之死仅仅是与各方有矛盾，恐怕过于简单定论，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即民初政治集团的争权夺利，张不过是民初政治乱象的牺牲品，是党争的受害人。如果说张振武的被杀仍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当张被处决之后，全国舆论哗然，对这一事关民国政府之信誉，司法之公平，政治之根本的事件，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对张案的不同反应，以及国会议员的反抗不了了之，弹劾政府不了了之，直至张案不了了之，就更加可以清晰地看出，张案是政争的牺牲品。当我们摊开民初政治地图，会发现，袁世凯与同盟会为主的政治集团都在争夺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南北议和阶段，双方都有小动作，孙中山想向国外借款，以便启动北伐，而袁世凯则步步加紧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同时拉拢同盟者，包括同盟会中的反对派，这是主导民初政治走向的一对主要政治矛盾。在这场殊死搏斗中，任何有利于袁世凯分化消灭革命力量的事，都是他所重视和支持的。因此，他是十分乐见作为革命党内部分化混乱，立宪派与革命党互相拆台，黎元洪与革命党彼此掐架的。在种种可能转化为自己的支持力量中，袁世凯是看重黎元洪的，尽可能地将黎元洪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然而，黎元洪毕竟不是自己的北洋派系出身，但黎元洪也非革命党人出身，虽然后来黎元洪被同盟会吸收进去，还当了同盟会的协理，但那毕竟是权宜之策，并不表明黎元洪就跟同盟会同穿一条裤子了。只要两者稍有利益冲突，就会拳头相向。比如作为湖北革命党重要成员的“三武”，在危及自己的利益时，“泥菩萨”是绝不手软的。对于张振武依凭将校团威胁自己的权位时，黎元洪顿起杀机。而此前，同盟会会员王宪章、杨玉如、祝制六等谋动暴乱，被黎元洪解职，祝制六更是在张振武之前，被黎元洪秘密地“就地正法”。对张振武采取的手段，不过是故技重演罢了。与同盟会处在尖锐对立中的黎元洪也极力需要联合别的力量来保存和扩张自己的实力，这样，袁、黎两人很容易就走到了一块。走到一块的标志，就是彼此帮忙地干了一票屠杀共和元勋的好戏，这也是袁世凯分化消灭革命力量的好机会。事实上，张振武案后，同盟会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袁世凯与同盟会断绝关系，这一局面正是袁世凯所渴望的。对于黎元洪来讲，他并不想背负屠杀功臣的罪名，他需要假借袁世凯之手，以减轻自己的罪名；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也不想因为自己不便言说的目的而屠杀元勋，授人以柄。为了两人能从干这一票中分别获益，最好的办法就是黎元洪乞请，袁世凯下手，两人都担一点责，又似乎谁都不担责，将张振武除掉，让张振武背后的力量一下子面对的不是一股力量，而是两大股力量，而产生难以匹敌的无奈。张振武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呢？看起来好像是同盟会，但正如前面所讲，自民社成立以后，就预示着张振武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了，至少从感情上已经很难赢得同盟会的支持。这个我们可以从张被杀之后孙中山的态度中看得出，他说“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仿佛是袁世凯的代言人。及至宋教仁被暗杀，悍然发动革命，简直判若两人，足见张振武这个前同盟会会员在会员中的情感地位之低。张振武另外一个支持力量应该是共和党，因为民社是共和党的小派系，但共和党总体而言是拥戴袁、黎的，他们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怎么可能转而站在张振武的这边呢？实际上，真正力挺张振武的就是民社那些人，或者说民社中的少数人。因此，我们看到，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参议院例外地讨论了三天，同盟会、共和党都共同谴责政府，甚至袁、黎违背约法，破坏共和。貌似一场同心协力式的战斗，其实是各打各的算盘，张振武只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机会。民社是共和党的小派系，在参议院上为张振武说话似乎理所当然，但他们也就弹劾到政府为止，是不会推翻袁世凯的。同盟会呢，别看个别同盟会议员言辞激烈，但并非真的为张振武申冤，而是想将政府内阁推倒，让同盟会一党来组阁，当然也并非真的想推翻袁世凯，更何况也推翻不了。因此，闹腾了三天，根本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作为真凶的袁世凯已经逍遥法外，而作为袁世凯的帮凶，袁世凯会让黎元洪吃亏吗？不会，他帮黎元洪这个忙，只让黎元洪死心塌地地站到自己这一边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尤其是黎元洪暗中指使湖北军人干政，更让这次难有作为。得到黎的指示的湖北军界联名通电，说张振武被诛，是湖北军界同仁再三开军法会议，依照暂行刑令第57条全体议决，宣告死刑，电请大总统的。湖北军方还指责、攻击参议员，给北京参议员施压：“同人隶属军界，严守法律，向不敢干预政治。自起义以来，无论贵议院若何昏暗，若何荒谬，非属军事，概不像言。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次振武本以军人判决军法，为民除害，为同人职分应然。同人粗鲁武夫，但知有国，不知其他。贵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二十四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误，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这个时候，袁世凯使用了一硬一软两手来解决问题，硬的一手，他让人放出话来，如果弹劾无效，参议院必将解散，这必将引起政治动荡。确实，民国肇始，人心思定，包括同盟会和共和党，都不愿意因此而致国家重新陷入混乱之中。袁世凯这一招可谓软中带硬。软的一手，袁世凯对民社派进行安抚，他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等到总统府面谈。袁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 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 如不治之，乱将如何？”众人难对。袁又致歉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手续亦不完全耳。”这一软中带硬的话让处于孤立无援的民社少数派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好走到袁世凯提出“维持大局”的共识上来。所谓的《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因为参议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议，张振武案就此不了了之。张振武死后，黎、袁的双簧戏还在继续，袁世凯要黎元洪站出来“请予处分，应勿庸议”，这样也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黎元洪得令，表面工作也做得相当到位，说什么“自请大总统量予处分者，实因上负大总统，下负国民，既不能烛照于机先，惟冀补直于事后”。又是发给遗属恤金一次2000元，又是送去挽联为张志祭。但黎最为重要的不在此，而在于将张振武所办学校改为公立，所办《震旦民报》由国民党支部接办，其掌控的将校团解散。终于，黎将自己一个心腹大患彻底除掉了。张振武此次应袁世凯之邀，在北京的两天宴会上，以调和党见为己任，他说他目睹党争，危及大局，因此自己不想结党，不营私利，但求党见日消，共维大局，力护共和。大家也都同意他的见解，认为政党不能强同，党见万不可有。不承想，自己却变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历史真是太吊诡了。另一个吊诡的是，张振武本是创建共和志士，结果却以“破坏共和”的罪名被杀害。历史怪圈，民国重演张振武的悲剧与他个人的性格不无关系，张振武为人热情直爽，敢作敢为，但又桀骜不驯，居功自傲，这种性格容易得罪人，使自己无端四面树敌，最后落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张振武案最大的悲剧却不是张振武个人的，而是中国的宪政民主的。张振武被杀，出自民社的共和党议员刘成禺在参议院上曾愤言直指：“查约法第六条明载，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张振武虽曾充鄂军务部副长，然退职已久，犹是中华民国之人民，既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即应受有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而张振武之被杀也，并未捕送审判厅公开审问，即云罪有应得，亦不宜星夜邀袭，旋捕旋杀。观政府杀人之手续， 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而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就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刘成禺、于右任讲得十分在理，一个挂着民主共和招牌的政府，干起杀人越货的事，就像强盗一样，这叫强盗政府，不叫共和政府，执掌这个政府的人应该叫强盗，而不应该叫总统或总长。但是，这个政府、这些执政者并不认为这是强盗行为，袁世凯以及被弹劾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已经说得很清楚，只不过是“手续不完备”、“手续错误”而已。所谓手续其实是办事必走的程序，程序可以决定结果，因此，有程序正义才有结果的正义，没有程序的正义就不可能有结果的正义。比如捕杀张振武，袁、段说是“以国家为提前”、“维持大局”，因此，“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为了所谓的目的而忽视程序，为了所谓的正义目的而践踏程序正义，结果并没能“维持大局”，相反，开了随意违宪的先河，视民主、法治、人民的权利如弊履，甚至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的恶意政争先河，民国更是越搞越乱，大有“共和亡国”之象，连基本“大局”也难“维持”。因此，当张振武被杀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和总结，违法、违宪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约和教训，半年后，宋教仁被杀已在意料之中。张振武被如此捕杀，已经预示着共和这块招牌行之不远了，宋教仁被杀只是这个趋势发展的高潮，加之，孙中山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终于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很多学者都认为宋教仁被刺案是对中国宪政民主的沉重打击，这话没错，但追溯到张振武案，我们会发现，这个打击自张振武案始，两者虽然主角不同，事件不同，结果不同（一个不了了之，一个引起“二次革命”），但本质上都是恶意政争的牺牲品。这两起事件充分说明，表面上看共和的招牌已经挂在城门之上，但独裁专制集权的土壤十分深厚，民主法治的根基十分薄弱，时时刻刻都可能受到威胁，而最大的威胁正像袁伟时先生所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守法的执政者。中国执政者在专制制度下成长，耳濡目染的是风吹草偃，“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准臣子和民众说不，否则就封报、捉人、就地正法！这些因素的会合，孕育成民国初年的怪胎：专制与民主、法治的神经线路纠缠交错的共和国。另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反对派。民国初年的畸形儿要矫形，需要特别高明的医生——反对派。不幸，当时的反对派——国民党在孙文的带领下却不是以民主、法治去矫治专制，却以暴易暴，在政治文化上与专制暴君同流，用包括暗杀在内的非法武装手段去对待非法乃至意见稍有不同的自己人。因此，我们回看张振武，或可看成单一的反对派，他在与黎元洪、袁世凯的争权夺利之中，有太多我行我素、不守规则、不讲法律的东西，比如账目不清、擅离职守、私存武装等，这不仅给执政者以实际的威胁，更是授执政者以柄，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露出狰狞面目，行不守法的专制之清算手法。不管是执政者不守法，还是反对派不守法，也不管谁先不守法，都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都是对宪政、司法的破坏，都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因为，宪政本是一种契约政治，必须建立在各个力量的均衡、和平的和对契约的高度遵守之上，才谈得上共同推进民主政治。某一种力量破坏彼此约定的契约，而不被制止和处罚，契约失去了制约作用，其他力量也依葫芦画瓢，那契约就更是形同虚设。从张振武到宋教仁，《临时约法》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被一再破坏，凭借这部约法来奠定的共和民主也只能一再被破坏。当时的很多政治人物并非没有意识到张振武案的政治重要性，没有意识到对共和民主走向的恶劣影响，但是不能不承认，像刘成禺、于佑任等这些人超前的认识毕竟只是少数（参议员也只是国家精英中的精英），甚至是异数，而像袁世凯、黎元洪这些人才是多数、常数，也就是说，专制思想及专制力量才是民主思想及民主力量涌动之下的主导者，于是中华民国仍然走不出历史的因袭，走不出鸟尽弓藏的怪圈，中国宪政民主之路注定仍任重道远。民初政客是怎样操纵五毛党的现在很少有人不知道什么叫五毛党的了，如果还真有人不懂，在此，我扫一下盲。用百度的解释，五毛党就是网络评论员，是中国大陆特有的一种指称，指受当局雇用或指导，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为全职或兼职的人员，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型职业。通常他们以普通网人的身份，发表尽可能对官方有利的评论，来试图达到影响网络舆论的目的。五毛党是对网评员的蔑称，意在讥讽他们发一篇网络评论能赚5毛钱。五毛党一说最初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2008年12月，一篇题为《瑞士媒体污蔑我国网民为赚5分钱欧元骂法国》的文章在中国一家媒体的网站上登出。该文章称瑞士一家名为《20分钟》的报纸将因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达赖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的反法情绪归于政府操纵。据此家中国媒体称，《20分钟》的报道写道：“对萨科奇进行批评的网民可能收到中国政府的相应付费。”“中国网民发表的每条批评都能赚取5欧分（05元人民币）。”有人将这些网民形象地称为“五毛党”。中国确实有培训网络评论员的事，但最终并没有证实由中国当局操纵，不能因此诋毁中国政府。当然，在商业领域早就存在大量的商业五毛党，他们根据商家的需要发帖，造成一种强大的民意假象，以引导网络舆论走向，并因此获得相应的报酬。比如，有报道说，2008年上半年，中国某饮料品牌向地震灾区捐出上亿元巨款后不久，一则帖子传遍各大论坛，称“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下就捐款一个亿，真的太狠了！”“……见一罐买一罐，坚决买空×××”这篇网络帖子，得到了众多网民的响应，论坛上的转帖，跟帖数以万计，一时间，这个品牌成为最受公众欢迎的饮料。这次网络事件中汹涌的民意和舆论，却是一次有导演、编剧和大量演员的开放式戏剧，那些演员就是雇用来吹捧该品牌的五毛党（又称水军）。著名网络推手“立二拆四”坦承，他的团队就是这出网络大戏的导演。有人说，借助大量人力手工发帖，运用广告植入、话题传播、伪装民意等手段的新型网络营销策划行业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一道独特风景。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五毛党的主要作用是根据雇主的需要制造“民意”，或支持或反对，或迎合或撇清，或激愤或赞扬，话语滔滔，口水流遍，都是操纵的结果，以利益为目的。作家章立凡写过一首《竹枝词》，“齐喷口水竞滔滔，暴语丛林日夜嗥。网猿五百分秋色，一块掰开是五毛”，就是对五毛党的真实写照。因为网络具有虚拟性，五毛党的身份看起来像是普通网民，很容易给人一种代表了普通民众的真实想法和心声，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不明真相的人确实容易受到人多势众、众口一词的话场影响，干扰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会跟在五毛党后面一起叫喊，营造出一种公共舆论，这就达到了雇用者的目的。看起来，五毛党像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其实不然，它在前网络时代早就有了。最近，我在读中国近代史发现，民国初年就出现过政客为政治私利雇用五毛党伪造民意的事。只不过，那个时候，被雇用的人不叫五毛党，而叫“公民团”——这名字即便现在听起来都挺有民意含量的。1917年“一战”期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尤其在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充满了火药味，是“府院政潮”的一支小插曲。看似一个外交问题，是国家利益的权衡，其实是两人争权的表现，两人都想大权独揽。黎元洪认为，“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而段祺瑞则认为，“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以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就像专制皇帝一样”！——总统既有特权，他这个内阁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成了附庸。因此，谁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争赢了，就表明谁一步步地抓得了话语权。但是在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段祺瑞不仅遇到来自黎总统的阻力，还遇到来自国会的阻力，国会并不认可参战案。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5月8日，国会开会讨论，没能形成统一意见。为了争权获胜，段祺瑞就想出了一个雇用五毛党，组成“公民团”，假造民意，包围国会，胁迫通过对德宣战案的法子。当天，北京城突然冒出“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北京政学商界”、“北京市民”等游行队伍，他们手持白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国会附近，人数有2000多，看见议员走过，就把各种各样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塞过去，如果议员拒绝接受，“公民”就把他们拉下车来进行殴打。“公民团”威胁国会，并提出三项意见：一是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是国会如果不通过，就要求解散国会；三是政府如不肯解散国会，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总之，不达要求，他们就对国会和议员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据说，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和失业游民。这种五毛党，已经不只是像现在网络上的五毛党发帖、骂阵、叫好，而是嘴巴和四肢并用，流氓气概十足。因为这些五毛党是段祺瑞一手导演的，所以国会外维持秩序的警察与他们相处融洽，并没有驱散他们；相反，国会工友从外购买食物回来，准备给议员食用，就被五毛党团团围住，抢夺一空。“公民团”包围国会的问题一直僵持到晚上9点，对德宣战案迟迟未获通过，有一些“公民”开始向议院内投掷砖瓦，恫吓议员接受他们的要求。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跑来国会采访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中野，段祺瑞害怕因此引起外交事件，这才命令警察驱散“公民团”，那些他自己请来的五毛党，辛苦了一遭，竟连五毛钱都不舍得打发。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北京的《醒华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名读者自称就是当天围攻国会的“公民”之一，叫王合新，他在这封读者来信里暴露了当天的丑剧：“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12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5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段祺瑞时任总理）以后 ，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晚）8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而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按：5角钱一点钟是高等“公民”的报酬。站了数小时，又饥又累，竟连五毛钱也领不到，比起现在的五毛党，在电脑前敲敲键盘，动动鼠标就来钱差远了。）可见，段祺瑞雇用五毛党假造民意并非空穴来风，就是为了达到自己利益目的。有趣的是，面对五毛党的种种干扰，议员们并不惊慌，他们说，“民国二年十月六日选举总统时，我们已领教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我们有了经验，就不怕什么了” 。此话怎讲，不妨听我细细道来。原来，按照孙中山的允诺，如果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襄赞革命，中华民国国会就选他做正式总统。袁世凯耍了个手腕，果真逼退了清帝，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自在预定之中，袁世凯盼望这一天也盼了很久。1912年10月6日，国会会议召开，准备选举中华民国正式总统。虽然袁世凯手中拿了最好的牌（黎元洪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袁世凯害怕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从中作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袁世凯还是发动五毛党，假造民意，强行议员把自己选出来。当天的宣武门大选会场虽然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往来逡巡，但仍然被三四千“公民团”团团包围，两者相处融洽。这些“公民团”就是袁世凯请来的五毛党，由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公民团”，不如说他们是公民打手，是典型的五毛党，他们代表民众来表达“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需投票三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4小时，少说也要两三天。但议员们被“公民团”死死围住出不来，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开会。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瘾君子烟瘾发作，哈欠连天，涕泪满面，扯发撕衣，丑态百出，但是“公民团”决不通融，就是不让他们出来。烟鬼们实在熬不住了，他们到处找国民党议员，作揖讲好话，哀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想法，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点回家。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给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食用的，“公民团”让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公民团”就不让送进去，“公民”还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只能在会场忍饥挨饿。经过两轮投票，袁世凯获票都没有过半，还得继续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天色已暗，这时，一些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也动摇了，袁世凯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出了袁世凯，领了报酬一哄而散。这就是民国五年时的议员们所说的他们第一次遭遇五毛党，大约是因为第一回遇到五毛党，缺乏应对经验，所以让袁世凯得逞。既然前人都懂得吃一堑长一智，我想我们面对网络上的五毛党制造的汹涌伪民意，也应该有足够的判断力。无论政府、政治人物，还是企业、企业家，都要靠公信立身，靠民意立世，操纵五毛党制造看似汹涌的民意，其实是伪造民意，更是“挟‘民意’以令天下”，是强奸真实的民意，会伤害自身的公信度，让社会变得不信任，是对民主进步和公平竞争破坏，民主公平的社会不需要五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