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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序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1〕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2〕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3〕，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4〕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5〕，太阳社〔6〕“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7〕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8〕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9〕，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10〕，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11〕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12〕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13〕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14〕，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15〕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16〕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17〕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18〕。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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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二八战争时，作者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三月十九日迁回原寓。〔2〕“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3〕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广州到上海后，曾先后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智识阶级的讲演，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十月二十八日在立达学园作题为伟人的化石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十六日在光华大学讲演，有洪绍统、郭子雄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 -->>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序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1〕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2〕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3〕，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4〕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5〕，太阳社〔6〕“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7〕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8〕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9〕，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10〕，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11〕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12〕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13〕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14〕，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15〕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16〕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17〕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18〕。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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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二八战争时，作者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三月十九日迁回原寓。〔2〕“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3〕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广州到上海后，曾先后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智识阶级的讲演，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十月二十八日在立达学园作题为伟人的化石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十六日在光华大学讲演，有洪绍统、郭子雄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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