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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直 撰
本文摘自司马迁与史记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4月第1版。
el163
我少时读汉执金吾丞武荣碑有云：“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知西汉的太史公书，在东汉末已改称史记，与今名符合，及读王静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根据三国魏志王肃传，谓史记名称，始于王肃，心窃以为不然，忆余一九四一年春间，旅客昆明，候车赴渝，日多闲暇，辄至翠湖公园温理旧书，偶读杨守敬望堂金石记，见摹刻东海庙残碑碑阴，有秦东门阙事在史记一语，知史记名称，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已经开始。年来阅杨明照先生太史公书称史记考（见燕京学报第二十六卷），指出史记名称，开始于东汉灵献之世，列举五证，确有独到之见解，但杨氏所考，尚未具体，因搜罗材料共列九证，兼采杨氏之说，俾成定讞，其武荣碑一证，为余与杨氏及其师陈李皋先生所共知，其东海庙碑碑阴，延笃史记音义、风俗通义、高诱战国策注四种，则余所发现，他如蔡邕独断、荀悦汉纪、颖容春秋例序、高诱吕氏春秋训解等四证，则节采杨氏之原说；至于太史公书以前古史中早已有史记的名称，与本篇无涉，不再商讨。兹先论由太史公书转变为史记名称的过程。
史记太史公自序；“几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是司马迁自定原名为太史公书，嗣后西汉诸儒多沿用此名称，故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于春秋类。一变为太史公记，汉书杨恽传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是也。再变为太史记，风俗通义正失篇云“谨案太史记，燕太子丹留秦，始皇遇之益不善，燕亦遂灭”是也。三变为今称史记。其他有称太史公传者（见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补）及太史公者（见扬子法言问神篇），均属在演变中多种之名称。
史记在东汉和帝永元以前，仍普遍称为太史公书，王充论衡卷二十九述作篇云：“太史公书，刘子改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王充以章帝章和中卒；又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云“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杨终以永元十二年卒（公元l00年），是其明证。
史记名称，有介于拟似之间，而后人为从东汉初年即开始者，如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云“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后引班彪后传略论曰：“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班彪传文所谓司马迁著史记者，为范蔚宗当时叙事之文，后传系班彪原文，仍称为太史公书，可以证明。又列仙传老子传引史记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为将军，封于段干”；西京杂记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两书经魏晋人附益者多，不能据为定论。
史记名称，有谓始于班彪父子者，有谓始于王肃者，有谓始于两晋者，有谓始于隋书经籍志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据东汉的碑刻，及其他可靠文献材料，互参考证，决定开始于东汉桓帝之时，前后共罗列九证，分举于下。
（一证）汉东海庙碑阴
隶释卷二东海庙碑阴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案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碑文所谓“事在史记”即指此事，东海庙碑为桓帝永寿元年立（公元159年），史记之名称，当以此为最早，合下文武荣碑观之，皆石刻中两铁证，故决定史记名称的开始，在东汉桓帝之时。
（二证）汉执金吾丞武荣碑
金石萃编卷十二，汉执金吾丞武荣碑云“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又云，道“孝桓大忧，屯守玄武，戚哀悲切，加遇害气，遭疾陨灵，君即吴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长史之次弟也”碑无年月，以碑文辞考之，武荣之卒，当在灵帝初年，武荣年三十六，举孝廉，研究史记、汉书，当在桓帝初年可知。另以武氏石阙铭其敦蝗长史武斑碑互考之，武荣为武开明之子，武斑之弟，武斑以永嘉元年死（公元105年），年二十五，碑以建和元年立（公元147年），武荣碑虽无年月，立在灵帝初年可知。
（三证）延笃史记音义
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云“古今为注解者绝鲜，音义亦希，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音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案后汉书卷五十四延笃传，笃以桓帝永康元年卒（公元167年），不言著有史记音义，隋书经籍志史部，亦不载此书，知在隋以前即已亡佚，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云，裴骃集解中引有史记音义，司马贞两书并举，足证延笃之书，标题可确定为史记音义，证之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徐广史记音义十二卷，索隐后序亦云，裴骃又有史记音义，可知徐、裴两书的命名，皆摹仿延笃史记音义而来。又颜氏家训书证篇，引延笃战国策音义，其命名与史证音义正同。
（四证）蔡邕独断
荡舀独断卷上“四代狱之别名唐虞曰士官，史记曰皋陶为理”按史记五帝本纪云，皋陶为大理，蔡吕所引，殆此文也。又按后汉书... -->>
陈 直 撰
本文摘自司马迁与史记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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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时读汉执金吾丞武荣碑有云：“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知西汉的太史公书，在东汉末已改称史记，与今名符合，及读王静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根据三国魏志王肃传，谓史记名称，始于王肃，心窃以为不然，忆余一九四一年春间，旅客昆明，候车赴渝，日多闲暇，辄至翠湖公园温理旧书，偶读杨守敬望堂金石记，见摹刻东海庙残碑碑阴，有秦东门阙事在史记一语，知史记名称，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已经开始。年来阅杨明照先生太史公书称史记考（见燕京学报第二十六卷），指出史记名称，开始于东汉灵献之世，列举五证，确有独到之见解，但杨氏所考，尚未具体，因搜罗材料共列九证，兼采杨氏之说，俾成定讞，其武荣碑一证，为余与杨氏及其师陈李皋先生所共知，其东海庙碑碑阴，延笃史记音义、风俗通义、高诱战国策注四种，则余所发现，他如蔡邕独断、荀悦汉纪、颖容春秋例序、高诱吕氏春秋训解等四证，则节采杨氏之原说；至于太史公书以前古史中早已有史记的名称，与本篇无涉，不再商讨。兹先论由太史公书转变为史记名称的过程。
史记太史公自序；“几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是司马迁自定原名为太史公书，嗣后西汉诸儒多沿用此名称，故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于春秋类。一变为太史公记，汉书杨恽传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是也。再变为太史记，风俗通义正失篇云“谨案太史记，燕太子丹留秦，始皇遇之益不善，燕亦遂灭”是也。三变为今称史记。其他有称太史公传者（见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补）及太史公者（见扬子法言问神篇），均属在演变中多种之名称。
史记在东汉和帝永元以前，仍普遍称为太史公书，王充论衡卷二十九述作篇云：“太史公书，刘子改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王充以章帝章和中卒；又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云“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杨终以永元十二年卒（公元l00年），是其明证。
史记名称，有介于拟似之间，而后人为从东汉初年即开始者，如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云“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后引班彪后传略论曰：“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班彪传文所谓司马迁著史记者，为范蔚宗当时叙事之文，后传系班彪原文，仍称为太史公书，可以证明。又列仙传老子传引史记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为将军，封于段干”；西京杂记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两书经魏晋人附益者多，不能据为定论。
史记名称，有谓始于班彪父子者，有谓始于王肃者，有谓始于两晋者，有谓始于隋书经籍志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据东汉的碑刻，及其他可靠文献材料，互参考证，决定开始于东汉桓帝之时，前后共罗列九证，分举于下。
（一证）汉东海庙碑阴
隶释卷二东海庙碑阴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案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碑文所谓“事在史记”即指此事，东海庙碑为桓帝永寿元年立（公元159年），史记之名称，当以此为最早，合下文武荣碑观之，皆石刻中两铁证，故决定史记名称的开始，在东汉桓帝之时。
（二证）汉执金吾丞武荣碑
金石萃编卷十二，汉执金吾丞武荣碑云“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又云，道“孝桓大忧，屯守玄武，戚哀悲切，加遇害气，遭疾陨灵，君即吴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长史之次弟也”碑无年月，以碑文辞考之，武荣之卒，当在灵帝初年，武荣年三十六，举孝廉，研究史记、汉书，当在桓帝初年可知。另以武氏石阙铭其敦蝗长史武斑碑互考之，武荣为武开明之子，武斑之弟，武斑以永嘉元年死（公元105年），年二十五，碑以建和元年立（公元147年），武荣碑虽无年月，立在灵帝初年可知。
（三证）延笃史记音义
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云“古今为注解者绝鲜，音义亦希，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音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案后汉书卷五十四延笃传，笃以桓帝永康元年卒（公元167年），不言著有史记音义，隋书经籍志史部，亦不载此书，知在隋以前即已亡佚，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云，裴骃集解中引有史记音义，司马贞两书并举，足证延笃之书，标题可确定为史记音义，证之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徐广史记音义十二卷，索隐后序亦云，裴骃又有史记音义，可知徐、裴两书的命名，皆摹仿延笃史记音义而来。又颜氏家训书证篇，引延笃战国策音义，其命名与史证音义正同。
（四证）蔡邕独断
荡舀独断卷上“四代狱之别名唐虞曰士官，史记曰皋陶为理”按史记五帝本纪云，皋陶为大理，蔡吕所引，殆此文也。又按后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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