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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的学生时代
还没到上学的年纪，我就混迹在一群小孩儿当中上学了。那时的我们是幸福的，虽然也许物质贫乏一些，可是没有山一样的作业，没有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每个人都很单纯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大家的理想不是像“第二次握手”里要做科学家就是像排球女将一样夺得金牌为祖国争光。在这样的理想教育下长大的我们既幼稚又简单，在刚走入社会的时候基本上都很困惑，无所适从。
基本上我也和那时所有的孩子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脑袋大点，个子小点，特别爱自作聪明点，再加上刚开始不太遵守课堂纪律点。妈妈说我刚上学听课的时候不知道要老老实实的坐着，常常把脚塞到书桌里。老师让大家做题的时候，我一写完就站起来自处巡视察看其它同学做的情况。还好那时因为年纪小，妈妈也特别和班主任打过招呼，我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对待。而且我也没什么特别强的个性，经过老师的教导。开始和所有同学一样上课时老老实实地背着手坐，大家一起念“日月人口手”一起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即使不想唱也把嘴巴一张一合)，放学和大家一起排队回家，过儿童节的时候一起穿白上衣，蓝裤子，戴红领巾。除了自己的父母，在一大群学生当中也很难有人能把我分辨得出来。
那时的孩子都是在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与众不同，却又十分地害怕自己与别人不一样。我也是这样，泯然众人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痛苦，反而十分舒服，如鱼得水。心里虽然十分渴望出出风头，可是一被老师单独叫起来就会立刻紧张得把要说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我既不是特别积极响应老师的号召，(其实我还是十分想模范一次的，不过总是有同学比我还积极)，也不是特别调皮捣蛋。这样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课堂上溜号，开小差，做点小动作，都不用担心引起老师注意。父母也给我比较自由的空间，只要我能保持好的成绩。这样我算是很开心很自在地渡过了我的小学生涯，很快适应了集体生活，认识了很多新同学。
记得刚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让我十分佩服，不大记得他名字了，大概叫李小刚之类的。我们那时不像现在，作业都留的很少，又简单，每天我只花十分钟就可以搞定。可是那个李小刚就是不写作业，也没什么好的借口，老师一问就是忘记做了。于是就罚站，而他也不长记性，一罚就成了天天站，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我总是不能理解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在学校的第一个好朋友叫蔡宁。真的，千真万确。这个同学根本没在我们学校呆多久就转走了，可是我就是清晰的记住了她的名字，甚至还依稀记得她的样子。蔡宁是个娇滴滴的小女孩，很爱哭。第一天上学就在课堂上哭了起来，老师问起原来是想上厕所不敢说又憋的不行。可能是她总是可怜兮兮的样子很容易让人同情，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得很近，也可能是因为她家又很多小人书，(我那时很容易和那些家中有小人书的同学成为好朋友，因为不管人家欢不欢迎，我总是跟着到她家一头扎在书堆里。) 总之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在蔡宁之后直到小学五年级我很长时间都没有那么一个好朋友了，因为我年纪比班上的同学都小，比较小的时候小一两岁在心智体能上的发育可能差挺多的，总之她们玩什么都不怎么爱带着我。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变得性格孤癖，还是每天开开心心地跟在人家的屁股后。看我一脸的热忱，大家也不好太扫我的兴总是勉强地带上我了，不过只给我当“捎大伙”的。“捎大伙”的意思的捎带着我玩，哪伙都不算的。在学校当然不能玩爬墙挖蚯蚓之类的游戏了，我们都玩比较文明的游戏。踢毽子，打沙包，跳皮筋儿，跳绳，跳房子，丢手绢。也难怪我每次都被列为“捎大伙”的，这些我玩起来都很差劲儿，虽然我从来都很有热情，不知是年纪小还是因为我那时还缺钙，运动平衡能力比较差，这种情况直到我五六年纪的时候才得以改善。
不过除了这些游戏之外，我们那时也流行一种还算比较有创造性的游戏，游戏的基本规矩就是抓人。我们的抓人可不只是一般性的抓人游戏，是有情节的。通常的抓人游戏都是通过手心手背地选出一个“老疯子”“老疯子”就是那个到处抓人的，如果谁被他拍到就成了新一任“老疯子”被抓的人也可以休息，怎样休息就要看具体玩什么游戏了，有不同的规则。如果玩冰棍，被抓的只要喊一声冰棍儿就可以休息了，但是脚不可以动，等有其他人来救，拍一下就可以化了，可以动了。只有在化了的情况下被拍到才能变成“老疯子”如果要玩木头人的话，变成木头人的时候就全身都不能动了，如果动就输了。这种游戏被我们发展成大灰狼捉小白兔，鬼子捉红军啊，要不然就是凶残的地主婆捉欠钱的农夫之类的游戏。游戏主要分三段落，捉人，拷打和营救，其间的一些动作和台词都可以即性发挥。两边都有自己的巢穴，在里面都算是安全的，出到外面就要注意，如果人单力孤就可能被捕。大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都很认真也很投入角色，大灰狼极近狡诈凶残之能事，演红军的话就大意凛然，威武不屈，被拷打的时候大呼小叫的喊些口号好像是真事似的。有一次班上男生女生一起玩抓人的游戏，男生一伙女生一伙。我一不小心被男生... -->>
(五)我的学生时代
还没到上学的年纪，我就混迹在一群小孩儿当中上学了。那时的我们是幸福的，虽然也许物质贫乏一些，可是没有山一样的作业，没有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每个人都很单纯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大家的理想不是像“第二次握手”里要做科学家就是像排球女将一样夺得金牌为祖国争光。在这样的理想教育下长大的我们既幼稚又简单，在刚走入社会的时候基本上都很困惑，无所适从。
基本上我也和那时所有的孩子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脑袋大点，个子小点，特别爱自作聪明点，再加上刚开始不太遵守课堂纪律点。妈妈说我刚上学听课的时候不知道要老老实实的坐着，常常把脚塞到书桌里。老师让大家做题的时候，我一写完就站起来自处巡视察看其它同学做的情况。还好那时因为年纪小，妈妈也特别和班主任打过招呼，我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对待。而且我也没什么特别强的个性，经过老师的教导。开始和所有同学一样上课时老老实实地背着手坐，大家一起念“日月人口手”一起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即使不想唱也把嘴巴一张一合)，放学和大家一起排队回家，过儿童节的时候一起穿白上衣，蓝裤子，戴红领巾。除了自己的父母，在一大群学生当中也很难有人能把我分辨得出来。
那时的孩子都是在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与众不同，却又十分地害怕自己与别人不一样。我也是这样，泯然众人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痛苦，反而十分舒服，如鱼得水。心里虽然十分渴望出出风头，可是一被老师单独叫起来就会立刻紧张得把要说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我既不是特别积极响应老师的号召，(其实我还是十分想模范一次的，不过总是有同学比我还积极)，也不是特别调皮捣蛋。这样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课堂上溜号，开小差，做点小动作，都不用担心引起老师注意。父母也给我比较自由的空间，只要我能保持好的成绩。这样我算是很开心很自在地渡过了我的小学生涯，很快适应了集体生活，认识了很多新同学。
记得刚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让我十分佩服，不大记得他名字了，大概叫李小刚之类的。我们那时不像现在，作业都留的很少，又简单，每天我只花十分钟就可以搞定。可是那个李小刚就是不写作业，也没什么好的借口，老师一问就是忘记做了。于是就罚站，而他也不长记性，一罚就成了天天站，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我总是不能理解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在学校的第一个好朋友叫蔡宁。真的，千真万确。这个同学根本没在我们学校呆多久就转走了，可是我就是清晰的记住了她的名字，甚至还依稀记得她的样子。蔡宁是个娇滴滴的小女孩，很爱哭。第一天上学就在课堂上哭了起来，老师问起原来是想上厕所不敢说又憋的不行。可能是她总是可怜兮兮的样子很容易让人同情，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得很近，也可能是因为她家又很多小人书，(我那时很容易和那些家中有小人书的同学成为好朋友，因为不管人家欢不欢迎，我总是跟着到她家一头扎在书堆里。) 总之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在蔡宁之后直到小学五年级我很长时间都没有那么一个好朋友了，因为我年纪比班上的同学都小，比较小的时候小一两岁在心智体能上的发育可能差挺多的，总之她们玩什么都不怎么爱带着我。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变得性格孤癖，还是每天开开心心地跟在人家的屁股后。看我一脸的热忱，大家也不好太扫我的兴总是勉强地带上我了，不过只给我当“捎大伙”的。“捎大伙”的意思的捎带着我玩，哪伙都不算的。在学校当然不能玩爬墙挖蚯蚓之类的游戏了，我们都玩比较文明的游戏。踢毽子，打沙包，跳皮筋儿，跳绳，跳房子，丢手绢。也难怪我每次都被列为“捎大伙”的，这些我玩起来都很差劲儿，虽然我从来都很有热情，不知是年纪小还是因为我那时还缺钙，运动平衡能力比较差，这种情况直到我五六年纪的时候才得以改善。
不过除了这些游戏之外，我们那时也流行一种还算比较有创造性的游戏，游戏的基本规矩就是抓人。我们的抓人可不只是一般性的抓人游戏，是有情节的。通常的抓人游戏都是通过手心手背地选出一个“老疯子”“老疯子”就是那个到处抓人的，如果谁被他拍到就成了新一任“老疯子”被抓的人也可以休息，怎样休息就要看具体玩什么游戏了，有不同的规则。如果玩冰棍，被抓的只要喊一声冰棍儿就可以休息了，但是脚不可以动，等有其他人来救，拍一下就可以化了，可以动了。只有在化了的情况下被拍到才能变成“老疯子”如果要玩木头人的话，变成木头人的时候就全身都不能动了，如果动就输了。这种游戏被我们发展成大灰狼捉小白兔，鬼子捉红军啊，要不然就是凶残的地主婆捉欠钱的农夫之类的游戏。游戏主要分三段落，捉人，拷打和营救，其间的一些动作和台词都可以即性发挥。两边都有自己的巢穴，在里面都算是安全的，出到外面就要注意，如果人单力孤就可能被捕。大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都很认真也很投入角色，大灰狼极近狡诈凶残之能事，演红军的话就大意凛然，威武不屈，被拷打的时候大呼小叫的喊些口号好像是真事似的。有一次班上男生女生一起玩抓人的游戏，男生一伙女生一伙。我一不小心被男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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