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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的鸡蛋远比现在贵重。那时在农村，在我的家乡，几乎全靠拿鸡蛋换钱，支付日常的生活开支。鸡蛋被自家人食用，据我所知只有三种情况：一是小孩儿过生日，给孩子煮一个吃，以为庆贺（更确切地说只是“纪念”）；二是尊贵的客人到家了，奉上一碗鸡蛋茶，也就大人五六个、小孩三四个吧；三就是哪家的媳妇坐月子，每天给月子婆娘打鸡蛋茶喝，补身子。那是喜事，亲戚邻居要送礼庆祝的。在我们家乡，专称这种送礼叫“送米面”：一般是送一提兜白面，面上坐一层抹红的鸡蛋，呈球面形，鸡蛋上用红色为主色调的毛巾覆盖——提兜是专供“送米面”的用具，用去皮的光滑的细树枝条编成，平底，圆形广口，周身圆周周的，在我的家乡，大约平均五七家备一个，谁家有事了，彼此借着用。据母亲说“送米面”一般的关系，鸡蛋是送26个或36个；哪家经济特别困难的，就送16个；46个56个算是厚礼；60个就是大礼了。母亲还说，谁家富有，日子过的好，媳妇地位高，坐月子吃鸡蛋多是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能吃180个以上的，日常闲聊时，就会说出来炫耀。
初一那年，我们班分到里一位美丽可亲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安老师。下学期开学不久，安老师请了产假。一周后，我们通过安老师的邻居得到消息，她生了个漂亮的女儿。但又听说安老师的婆婆重男轻女，对安老师特不好，甚至连鸡蛋都不让她吃。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变得郁郁寡欢了。在我们眼中，安老师是像仙女一样美丽善良的人儿。毫无疑问，她的婆婆便是老巫婆一样可恶了。
终于在一节课结束后，班长张大帅走上讲台，极富感情地说，我们的安老师在家吃不上鸡蛋，一定很难过，她提议我们每个人从家里拿几个鸡蛋来，派个代表给老师送去。果子提议，再在提兜里放一张红纸，写上:“亲爱的安老师，听说你婆婆不给你鸡蛋吃，我们给你吃！”大家顿时齐呼“好！”再上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一路上呵护着书包里的鸡蛋。我悄悄地问同路的叶子“你怎么跟家里人说的？”她狡黠地笑了笑：“我谁也没说，偷拿了两个。”我真佩服她，我不敢。妈妈对家里鸡蛋的个数，像知道她有几个孩子一样准确。我不好意思告诉叶子我只拿了一个。而我为了这个鸡蛋，跟在家里那只老母鸡屁股后寸步不离，不知祈祷了多少次。
到了学校，我们把鸡蛋交给了班长，他认真数了数，兴奋地大叫：“呀，竟凑足了46个！”（我们班有20多个人）果子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红纸，给鸡蛋抹颜色。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像喝了蜜一样。
经过反复讨论和论证，最后还是决定让大胆泼辣的果子作代表，给安老师家当面送去。
结局却让我们有些失望，大言不惭立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的果子，到了安老师家门口，竟胆怯地徘徊犹豫起来。最后竟把一书包鸡蛋放在老师家敞开的大门里，一步也没敢多跨，就一溜烟地回来了。
后来安老师休完产假回来，在班上笑着说：“我的傻孩子们，不是人家不给我吃鸡蛋，是我不爱吃。”看着我们一张张疑惑的脸，她又补充了两个字“真的！”便笑了笑，笑着笑着就哭了。
事隔十多年了，我仍记得我们给老师“送米面”时的“大义凛然”和“义无返顾”还有安老师那美丽脸上的泪珠。
十多年前的鸡蛋远比现在贵重。那时在农村，在我的家乡，几乎全靠拿鸡蛋换钱，支付日常的生活开支。鸡蛋被自家人食用，据我所知只有三种情况：一是小孩儿过生日，给孩子煮一个吃，以为庆贺（更确切地说只是“纪念”）；二是尊贵的客人到家了，奉上一碗鸡蛋茶，也就大人五六个、小孩三四个吧；三就是哪家的媳妇坐月子，每天给月子婆娘打鸡蛋茶喝，补身子。那是喜事，亲戚邻居要送礼庆祝的。在我们家乡，专称这种送礼叫“送米面”：一般是送一提兜白面，面上坐一层抹红的鸡蛋，呈球面形，鸡蛋上用红色为主色调的毛巾覆盖——提兜是专供“送米面”的用具，用去皮的光滑的细树枝条编成，平底，圆形广口，周身圆周周的，在我的家乡，大约平均五七家备一个，谁家有事了，彼此借着用。据母亲说“送米面”一般的关系，鸡蛋是送26个或36个；哪家经济特别困难的，就送16个；46个56个算是厚礼；60个就是大礼了。母亲还说，谁家富有，日子过的好，媳妇地位高，坐月子吃鸡蛋多是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能吃180个以上的，日常闲聊时，就会说出来炫耀。
初一那年，我们班分到里一位美丽可亲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安老师。下学期开学不久，安老师请了产假。一周后，我们通过安老师的邻居得到消息，她生了个漂亮的女儿。但又听说安老师的婆婆重男轻女，对安老师特不好，甚至连鸡蛋都不让她吃。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变得郁郁寡欢了。在我们眼中，安老师是像仙女一样美丽善良的人儿。毫无疑问，她的婆婆便是老巫婆一样可恶了。
终于在一节课结束后，班长张大帅走上讲台，极富感情地说，我们的安老师在家吃不上鸡蛋，一定很难过，她提议我们每个人从家里拿几个鸡蛋来，派个代表给老师送去。果子提议，再在提兜里放一张红纸，写上:“亲爱的安老师，听说你婆婆不给你鸡蛋吃，我们给你吃！”大家顿时齐呼“好！”再上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一路上呵护着书包里的鸡蛋。我悄悄地问同路的叶子“你怎么跟家里人说的？”她狡黠地笑了笑：“我谁也没说，偷拿了两个。”我真佩服她，我不敢。妈妈对家里鸡蛋的个数，像知道她有几个孩子一样准确。我不好意思告诉叶子我只拿了一个。而我为了这个鸡蛋，跟在家里那只老母鸡屁股后寸步不离，不知祈祷了多少次。
到了学校，我们把鸡蛋交给了班长，他认真数了数，兴奋地大叫：“呀，竟凑足了46个！”（我们班有20多个人）果子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红纸，给鸡蛋抹颜色。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像喝了蜜一样。
经过反复讨论和论证，最后还是决定让大胆泼辣的果子作代表，给安老师家当面送去。
结局却让我们有些失望，大言不惭立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的果子，到了安老师家门口，竟胆怯地徘徊犹豫起来。最后竟把一书包鸡蛋放在老师家敞开的大门里，一步也没敢多跨，就一溜烟地回来了。
后来安老师休完产假回来，在班上笑着说：“我的傻孩子们，不是人家不给我吃鸡蛋，是我不爱吃。”看着我们一张张疑惑的脸，她又补充了两个字“真的！”便笑了笑，笑着笑着就哭了。
事隔十多年了，我仍记得我们给老师“送米面”时的“大义凛然”和“义无返顾”还有安老师那美丽脸上的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