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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坷慢慢站起身，咬了咬嘴唇，一步一步走向欢乐的人群。
他走得很慢，但步履坚定。
（四）、
日子缓缓流过。
当新一届高中生又蜂拥而至的时候，李坷的个子已长高了不少，尽管在同龄学生中仍嫌矮小，但相对于刚进校时那个“小拾荒匠”他多少有了青春的气息。
遗憾的是，他的学习成绩却老是没有长进，在英语老师眼里他是困难户，在数理化老师心中他更是落后生。我一直想找他谈谈，可一看他专心致志的样子，又不得不把准备了许久的说词咽回去。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塌实的人，但并非有灵气的人，他已经尽力了。
半期以后，又有其他任课教师向我反映李坷上课走神，打瞌睡。无独有偶，同寝室里的学生也说，近一段时间，李坷基本上没有回寝室睡觉，连早操都没有出，有时直到上课前才见他疲惫不堪地回来。我大吃一惊，立刻想到了那段时间流行的电子游戏，李坷该不会迷上那玩意儿吧？
为了了解他的行踪，我当了一回私家侦探，晚自习后悄悄尾随他出了学校。结果，我看见他径直去了一处建筑工地。工地上正在浇铸圈梁，机器的轰鸣声传得很远，他戴着头盔，光着膀子，正守侯在搅拌机旁送料——难怪他上课打瞌睡！我气不打一处来，几步抢过去，夺过他手中的铁锹“哐”的一声扔在地上，毫不留情地凶了他一顿。
“钱对你就那么重要？竟让你甘愿放弃学习的机会去赚钱？”
李坷吓了一大跳，但却没有做声，他默默地听着，到最后才说了一句：“老师您回去吧，工地上危险。”
“工地上固然危险，但比这更危险的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贻误了自己的前程。”我没好气地说：“好好想想吧，该打工还是该上学？”
“我想退学。”第二天上午，李坷来到我办公室，说出了他的最后决定——退了学一心一意去打工。
“你还来真的了！”我气坏了，根本不想听他解释，挥挥手让他回教室上课去。
中午放学的时候，班长告诉我李坷没有回教室，又上工地去了。我赶到工地，工头却说他已不在工地，上午他领了工钱就搭公司的工程车去云台观了。
云台观是县城以南40公里处一座规模宏大的道观。这里风景秀丽、名胜众多，但一直以来却少有游客光临。原因是六十年代后期，云台观有一半的建筑划给了精神病院作医舍，当地人都管它叫“疯人院”
我赶到的时候，李坷已经离开了，精神病院的围墙边只有一个蓬头垢面的疯女人正使劲摇晃铁门上的将军锁。她下身赤裸，腰间缠了一块香客留下的红布，上身却穿了一件干净整洁的运动服，上面还印着代表我们学校的拼音字母——这就是李坷的母亲，一个远离了正常人群的中年女人，因为交不上治疗费用，她已经被停药几周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医生说：“医院已经几个月开不出工资了。”
我不敢想象李坷见到他母亲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心态，甚至不敢多看一眼面前这一位多灾多难的母亲。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不仅要面对物质世界的困顿，还必须承受精神世界的折磨，不仅要挑起自我挣扎的重担，还必须肩负起家庭的责任，难怪他的眼里总是蓄满不堪重负的忧伤。作为老师，我太看重学生考卷上的分数，太关注自己一相情愿为学生设计的成长模式，竟然忽略了每一个学生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每一个学生的背后都有难以启齿伤痛。
回到学校，我为李坷申请了特困补助，还打算在班上搞一次募捐。李坷知道后，坚决不答应。他说，申请特困补助已经让他难为情了，再搞募捐无疑是让他剥光了衣服给别人看。一切都得靠自己，依赖别人终究会渐渐失去自尊，如果连自尊都没有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李坷的话有些偏激，但我理解他。自尊是所有贫困学生最重要的财富，谁都无权剥夺，在困难的屋顶上再增添沉重的愧疚，精神的大厦终有一天会坍塌。
我知道，幸福可以同享，但困难未必能够分担，尤其是精神上的困难。
我没有再搞募捐活动，但我说服李坷同意我和班里的几个大个子男生利用双休日陪他一起去打工。这样做未必能够对他有太大的帮助，但至少会让他明白，在艰辛的成长历程中，他并不孤单。
（五）、
李坷最终没有能够和我们一起读完高中。
高三上学期，他越来越跟不上学习节奏，多数学科亮起了红灯。恰在这时，他的父亲又摔折了腿。于是，他把退学申请直接交给了校长。
校长说，我真为你感到惋惜。
李坷沉默不语。
我恳求校长给他留一点余地，只同意他休学而不同意退学。我说李坷是一个坚强的人，熬过了这道难关他一定会回来。
校长接受了我的建议，同意保留学籍，休学一年。李坷很感激，尽管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但他的名字还挂在学籍簿上，他的梦想就没有完全破灭。
走的那天，他把所有的课本、参考资料、练习簿都一一清理整齐，很仔细地抹平了书角的皱折，然后端端正正地放进木箱里。他说会抽空温习，把以前没有学懂的东西慢慢学懂，等到基础夯扎实了，说不定还有机会跨进重点大学呢！
我伸出手与他握别，没有说再见。
同学们也一一和他握手，同样没有说再见。
送行的过程很简单，我们都做出坦然的样子，脸上挂着刻意堆积的笑。可是，就在一转身的刹那，我却再也忍不住流出了眼泪，回头看周围的学生，一个个也早已泪流满面。
“向前走，不要回头看！”我朝着李坷远去的背影高声喊道。我有一种预感，这可能是高中阶段留给李坷最后的勉励。
（六）、
李坷一去就是三年。三年之后，他的母亲告别“疯人院”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父亲的腿也已痊愈。这时候，他已经是21岁的大小伙了，虽然个头仍旧矮小，但唇上的短须却已是青黑一片。当年的同学都已走散在匆忙的时间里和川流不息的人潮中，他的大学梦也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期待中随风吹云散了。
人生是完整的，但季节却有间隔，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主题，正如春天的花不会在秋天盛开，已经成人的李坷再也不可能和比他小得多的弟弟妹妹一起坐在教室里了。
他去了南方。再次相遇的时候，他刚从广东打工回来，穿戴很整齐，已不是一般的民工可比。我真为他高兴。
这次，他在学校对面租了房子，准备办一间家政服务公司。
“就叫小草家政服务公司，您看行么？”他跑来征求我的意见。
“怎么取这么俗气一个名字？”我有些不解。
“小草也有春天呗！”李坷郑重其实地说：“我想把这句话作为公司的座佑铭。”
是呵！小草也有春天。我理解李坷取名的深意，就象当年他执意将“李家福”改成“李坷”一样。
李坷的办事效率很高，一周以后，他的公司开张营业了，二十余名下岗职工成为了公司的首批员工。我应邀参加了小草公司的开业典礼，典礼很朴素，但是，很有激情，看得出大家的信心很足。
望着李坷忙碌的背影，我感到一阵欣慰。
生活不会有固定的模式，没能上大学是李坷一生的遗憾，但能够在贫穷和苦难中坚强地站起来，又让他赢得了另外一笔宝贵的财富。
作为教师，我们当明白，有时候放手也会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李坷慢慢站起身，咬了咬嘴唇，一步一步走向欢乐的人群。
他走得很慢，但步履坚定。
（四）、
日子缓缓流过。
当新一届高中生又蜂拥而至的时候，李坷的个子已长高了不少，尽管在同龄学生中仍嫌矮小，但相对于刚进校时那个“小拾荒匠”他多少有了青春的气息。
遗憾的是，他的学习成绩却老是没有长进，在英语老师眼里他是困难户，在数理化老师心中他更是落后生。我一直想找他谈谈，可一看他专心致志的样子，又不得不把准备了许久的说词咽回去。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塌实的人，但并非有灵气的人，他已经尽力了。
半期以后，又有其他任课教师向我反映李坷上课走神，打瞌睡。无独有偶，同寝室里的学生也说，近一段时间，李坷基本上没有回寝室睡觉，连早操都没有出，有时直到上课前才见他疲惫不堪地回来。我大吃一惊，立刻想到了那段时间流行的电子游戏，李坷该不会迷上那玩意儿吧？
为了了解他的行踪，我当了一回私家侦探，晚自习后悄悄尾随他出了学校。结果，我看见他径直去了一处建筑工地。工地上正在浇铸圈梁，机器的轰鸣声传得很远，他戴着头盔，光着膀子，正守侯在搅拌机旁送料——难怪他上课打瞌睡！我气不打一处来，几步抢过去，夺过他手中的铁锹“哐”的一声扔在地上，毫不留情地凶了他一顿。
“钱对你就那么重要？竟让你甘愿放弃学习的机会去赚钱？”
李坷吓了一大跳，但却没有做声，他默默地听着，到最后才说了一句：“老师您回去吧，工地上危险。”
“工地上固然危险，但比这更危险的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贻误了自己的前程。”我没好气地说：“好好想想吧，该打工还是该上学？”
“我想退学。”第二天上午，李坷来到我办公室，说出了他的最后决定——退了学一心一意去打工。
“你还来真的了！”我气坏了，根本不想听他解释，挥挥手让他回教室上课去。
中午放学的时候，班长告诉我李坷没有回教室，又上工地去了。我赶到工地，工头却说他已不在工地，上午他领了工钱就搭公司的工程车去云台观了。
云台观是县城以南40公里处一座规模宏大的道观。这里风景秀丽、名胜众多，但一直以来却少有游客光临。原因是六十年代后期，云台观有一半的建筑划给了精神病院作医舍，当地人都管它叫“疯人院”
我赶到的时候，李坷已经离开了，精神病院的围墙边只有一个蓬头垢面的疯女人正使劲摇晃铁门上的将军锁。她下身赤裸，腰间缠了一块香客留下的红布，上身却穿了一件干净整洁的运动服，上面还印着代表我们学校的拼音字母——这就是李坷的母亲，一个远离了正常人群的中年女人，因为交不上治疗费用，她已经被停药几周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医生说：“医院已经几个月开不出工资了。”
我不敢想象李坷见到他母亲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心态，甚至不敢多看一眼面前这一位多灾多难的母亲。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不仅要面对物质世界的困顿，还必须承受精神世界的折磨，不仅要挑起自我挣扎的重担，还必须肩负起家庭的责任，难怪他的眼里总是蓄满不堪重负的忧伤。作为老师，我太看重学生考卷上的分数，太关注自己一相情愿为学生设计的成长模式，竟然忽略了每一个学生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每一个学生的背后都有难以启齿伤痛。
回到学校，我为李坷申请了特困补助，还打算在班上搞一次募捐。李坷知道后，坚决不答应。他说，申请特困补助已经让他难为情了，再搞募捐无疑是让他剥光了衣服给别人看。一切都得靠自己，依赖别人终究会渐渐失去自尊，如果连自尊都没有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李坷的话有些偏激，但我理解他。自尊是所有贫困学生最重要的财富，谁都无权剥夺，在困难的屋顶上再增添沉重的愧疚，精神的大厦终有一天会坍塌。
我知道，幸福可以同享，但困难未必能够分担，尤其是精神上的困难。
我没有再搞募捐活动，但我说服李坷同意我和班里的几个大个子男生利用双休日陪他一起去打工。这样做未必能够对他有太大的帮助，但至少会让他明白，在艰辛的成长历程中，他并不孤单。
（五）、
李坷最终没有能够和我们一起读完高中。
高三上学期，他越来越跟不上学习节奏，多数学科亮起了红灯。恰在这时，他的父亲又摔折了腿。于是，他把退学申请直接交给了校长。
校长说，我真为你感到惋惜。
李坷沉默不语。
我恳求校长给他留一点余地，只同意他休学而不同意退学。我说李坷是一个坚强的人，熬过了这道难关他一定会回来。
校长接受了我的建议，同意保留学籍，休学一年。李坷很感激，尽管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但他的名字还挂在学籍簿上，他的梦想就没有完全破灭。
走的那天，他把所有的课本、参考资料、练习簿都一一清理整齐，很仔细地抹平了书角的皱折，然后端端正正地放进木箱里。他说会抽空温习，把以前没有学懂的东西慢慢学懂，等到基础夯扎实了，说不定还有机会跨进重点大学呢！
我伸出手与他握别，没有说再见。
同学们也一一和他握手，同样没有说再见。
送行的过程很简单，我们都做出坦然的样子，脸上挂着刻意堆积的笑。可是，就在一转身的刹那，我却再也忍不住流出了眼泪，回头看周围的学生，一个个也早已泪流满面。
“向前走，不要回头看！”我朝着李坷远去的背影高声喊道。我有一种预感，这可能是高中阶段留给李坷最后的勉励。
（六）、
李坷一去就是三年。三年之后，他的母亲告别“疯人院”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父亲的腿也已痊愈。这时候，他已经是21岁的大小伙了，虽然个头仍旧矮小，但唇上的短须却已是青黑一片。当年的同学都已走散在匆忙的时间里和川流不息的人潮中，他的大学梦也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期待中随风吹云散了。
人生是完整的，但季节却有间隔，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主题，正如春天的花不会在秋天盛开，已经成人的李坷再也不可能和比他小得多的弟弟妹妹一起坐在教室里了。
他去了南方。再次相遇的时候，他刚从广东打工回来，穿戴很整齐，已不是一般的民工可比。我真为他高兴。
这次，他在学校对面租了房子，准备办一间家政服务公司。
“就叫小草家政服务公司，您看行么？”他跑来征求我的意见。
“怎么取这么俗气一个名字？”我有些不解。
“小草也有春天呗！”李坷郑重其实地说：“我想把这句话作为公司的座佑铭。”
是呵！小草也有春天。我理解李坷取名的深意，就象当年他执意将“李家福”改成“李坷”一样。
李坷的办事效率很高，一周以后，他的公司开张营业了，二十余名下岗职工成为了公司的首批员工。我应邀参加了小草公司的开业典礼，典礼很朴素，但是，很有激情，看得出大家的信心很足。
望着李坷忙碌的背影，我感到一阵欣慰。
生活不会有固定的模式，没能上大学是李坷一生的遗憾，但能够在贫穷和苦难中坚强地站起来，又让他赢得了另外一笔宝贵的财富。
作为教师，我们当明白，有时候放手也会是一种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