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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岁，我突然有了一个哥哥。
全村人都知道，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有一个弟弟，老张家就俩小子，这家伙打哪里钻出来的？
“这是你哥。”母亲证实：“跟你哥打个招呼。”
“以后就是一家人。”父亲也说：“仨兄弟多照应。”
“不是做梦吧？”我一边问弟弟，一边猛掐他的胳膊，掐得老小子呼天抢地嚎叫。可老小子吃了哑巴亏，却破天荒没向父母伸冤，而是很严肃地对我说：“没做梦，咱的确多了一个哥。”
弟弟是我的冤家对头。从小到大，只要老张家的孩子在外面惹是生非，做父母的都拿老大我是问，而真正淘气的老小子却躲在一边幸灾乐祸。
有时候，我实在气不过，也会勇敢地为自己辩护，哪知，父母根本不听，还振振有辞地说：“小惹祸，大之过。就算你弟弟惹事，那也是你的责任，怪你没带好弟弟。”看看，这都什么逻辑？可在咱老张家就这样。谁叫你是老大？老大就意味着担当。说实话，老大我担当了这么多年，吃苦受累不少，也盼着有一个哥为我担当一回。可现在真有了一个哥，又觉得太突然。
事情确实来得突然。哥是咱本家弟兄，也姓张，小时候可能还见过面，只是两家隔得太远，又很少来往，不记得了。如果不是那场灾难，我们两家，或许只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
出事那天，哥哥、嫂子以及另外几个民工在建筑工地刨地基。突然发生的震颤和塌方，把大家都吓坏了。哥大喊一声“站直了，别趴下！”顺手拎起身边两个民工，就往土沿上顶。两个民工得救了，可在另一边干活的嫂子却被埋进了泥土。哥急了，发了疯似的刨土，直到十根指头血肉模糊，才把嫂子给刨出来，而这时，嫂子已断了气。
“站直了，就没事，塌下来的土方只淹到胸部，完全跑得出来。”哥很难过地说：“可她偏要抱着头趴在地上”
哥父母早亡，又遭此大难，更显孤独无助。我的父母闻讯后，匆匆赶去帮忙办了后事，怕他想不开，又好说歹说把他带回我们家。从此，哥就在我们老家住了下来。
哥来到我们家，很长时间都不太爱说话。父母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只有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敏感话题，尽量不去触及他内心的伤口。我给他打电话，说一些知天安命的话，他也只是默默地听着，从不插嘴。等到我说了再见，他似乎又有话要说，一问再问，才断断续续地叮嘱：“还有余震，你要小心。”
我弟弟是热心肠，怕哥闷在乡下出问题，自作主张把他弄进朋友的工厂去打工，不为赚钱，只图人多热闹，多说说话。可哥进了厂，仍不爱说话，只是没日没夜地干活，尤其碰到有危险的活儿，他从不让别人插手。工友过意不去，非要跟他一起上。哥哥就骂：“你不要命啦，抢啥不好，非跟我抢死。”工友不知哥哥的遭遇，都说他仗义，够哥们儿，一齐推举他当工长。朋友却有些担心，打电话召我们兄弟俩过去商量对策。
那天，朋友在酒店订了雅间，请哥上座，哥不肯，只愿坐靠边的位置。朋友就假装生气：“奇了怪了，员工居然不听老板的话。”哥哥仍不为所动，倔头倔脑地说：“这里不是工厂，我知道规矩。”朋友不甘心，诚恳地劝说：“你两个弟弟是我的哥，你就是我大哥，咋地？看不起我这个弟弟？”哥找不到更好的托词，只好忸忸怩怩坐了上席，中途却假装上洗手间，去买了单。我埋怨哥不给老板面子，哥却淡淡地说：“弟弟吃饭，当然是哥哥买单。”
6月份，余震的传言越来越多。堂弟去韩国打理生意之前，寄来了机票，接我的父母去上海躲避，同时，也让难得见面的老哥俩好好聚聚。父母放心不下我哥，还在犹豫，哪知，哥已向老板告假回了乡下的家。我也不放心，趁儿子放暑假，专程带他去看望从未谋面的大伯。儿子见了大伯，忍不住嘀咕，说他留一头齐肩的长发，像野人似的。我赶紧打断：“大伯这是蓄发明志，怀念死去的婶婶，不要大惊小怪。”哥无意中听到我们谈话，第二天一早，就去镇上理了发。我很内疚，觉得不应该如此残忍地剥夺哥哥怀念嫂子的权利，哥却说：“没啥，别吓着孩子。”
父母去上海两个多月，回来时，已近秋收。一天，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抽时间回乡下看看。我知道，地震后，回乡路已很难走，自己身体又不太好，就搪塞说：“忙着救灾呢，走不开。”母亲不再强求，只是幽幽地叹了一声：“你哥也算灾民吧。”我无话可说，打电话给弟弟，让他代我回乡下看看。弟弟却说：“别说了，我马上开车来接你，咱们都回去。”
等我们颠簸5个多小时回到故乡时，母亲和哥早已等候在垭口上。刚下车，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拉我们仨兄弟爬上山坡去了望。
“看到什么了？”母亲问。
“漫山遍野的黄豆。”我和弟弟几乎同时叫出声来。
“都是你哥种的，恐怕要收好几千斤呢。”母亲说：“这几个月，你哥可辛苦了，连田边地角都种满了黄豆。”
可不是，因为漫山遍野的黄豆，龙头湾的秋天，比任何一年都绚烂，每一个旮旯都绽放着黄澄澄的微笑。
我回头望哥，想跟他说点什么。哥依然沉默，只是憨笑。
我突然想起，死去的嫂子就叫黄豆。
几十岁，我突然有了一个哥哥。
全村人都知道，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有一个弟弟，老张家就俩小子，这家伙打哪里钻出来的？
“这是你哥。”母亲证实：“跟你哥打个招呼。”
“以后就是一家人。”父亲也说：“仨兄弟多照应。”
“不是做梦吧？”我一边问弟弟，一边猛掐他的胳膊，掐得老小子呼天抢地嚎叫。可老小子吃了哑巴亏，却破天荒没向父母伸冤，而是很严肃地对我说：“没做梦，咱的确多了一个哥。”
弟弟是我的冤家对头。从小到大，只要老张家的孩子在外面惹是生非，做父母的都拿老大我是问，而真正淘气的老小子却躲在一边幸灾乐祸。
有时候，我实在气不过，也会勇敢地为自己辩护，哪知，父母根本不听，还振振有辞地说：“小惹祸，大之过。就算你弟弟惹事，那也是你的责任，怪你没带好弟弟。”看看，这都什么逻辑？可在咱老张家就这样。谁叫你是老大？老大就意味着担当。说实话，老大我担当了这么多年，吃苦受累不少，也盼着有一个哥为我担当一回。可现在真有了一个哥，又觉得太突然。
事情确实来得突然。哥是咱本家弟兄，也姓张，小时候可能还见过面，只是两家隔得太远，又很少来往，不记得了。如果不是那场灾难，我们两家，或许只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
出事那天，哥哥、嫂子以及另外几个民工在建筑工地刨地基。突然发生的震颤和塌方，把大家都吓坏了。哥大喊一声“站直了，别趴下！”顺手拎起身边两个民工，就往土沿上顶。两个民工得救了，可在另一边干活的嫂子却被埋进了泥土。哥急了，发了疯似的刨土，直到十根指头血肉模糊，才把嫂子给刨出来，而这时，嫂子已断了气。
“站直了，就没事，塌下来的土方只淹到胸部，完全跑得出来。”哥很难过地说：“可她偏要抱着头趴在地上”
哥父母早亡，又遭此大难，更显孤独无助。我的父母闻讯后，匆匆赶去帮忙办了后事，怕他想不开，又好说歹说把他带回我们家。从此，哥就在我们老家住了下来。
哥来到我们家，很长时间都不太爱说话。父母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只有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敏感话题，尽量不去触及他内心的伤口。我给他打电话，说一些知天安命的话，他也只是默默地听着，从不插嘴。等到我说了再见，他似乎又有话要说，一问再问，才断断续续地叮嘱：“还有余震，你要小心。”
我弟弟是热心肠，怕哥闷在乡下出问题，自作主张把他弄进朋友的工厂去打工，不为赚钱，只图人多热闹，多说说话。可哥进了厂，仍不爱说话，只是没日没夜地干活，尤其碰到有危险的活儿，他从不让别人插手。工友过意不去，非要跟他一起上。哥哥就骂：“你不要命啦，抢啥不好，非跟我抢死。”工友不知哥哥的遭遇，都说他仗义，够哥们儿，一齐推举他当工长。朋友却有些担心，打电话召我们兄弟俩过去商量对策。
那天，朋友在酒店订了雅间，请哥上座，哥不肯，只愿坐靠边的位置。朋友就假装生气：“奇了怪了，员工居然不听老板的话。”哥哥仍不为所动，倔头倔脑地说：“这里不是工厂，我知道规矩。”朋友不甘心，诚恳地劝说：“你两个弟弟是我的哥，你就是我大哥，咋地？看不起我这个弟弟？”哥找不到更好的托词，只好忸忸怩怩坐了上席，中途却假装上洗手间，去买了单。我埋怨哥不给老板面子，哥却淡淡地说：“弟弟吃饭，当然是哥哥买单。”
6月份，余震的传言越来越多。堂弟去韩国打理生意之前，寄来了机票，接我的父母去上海躲避，同时，也让难得见面的老哥俩好好聚聚。父母放心不下我哥，还在犹豫，哪知，哥已向老板告假回了乡下的家。我也不放心，趁儿子放暑假，专程带他去看望从未谋面的大伯。儿子见了大伯，忍不住嘀咕，说他留一头齐肩的长发，像野人似的。我赶紧打断：“大伯这是蓄发明志，怀念死去的婶婶，不要大惊小怪。”哥无意中听到我们谈话，第二天一早，就去镇上理了发。我很内疚，觉得不应该如此残忍地剥夺哥哥怀念嫂子的权利，哥却说：“没啥，别吓着孩子。”
父母去上海两个多月，回来时，已近秋收。一天，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抽时间回乡下看看。我知道，地震后，回乡路已很难走，自己身体又不太好，就搪塞说：“忙着救灾呢，走不开。”母亲不再强求，只是幽幽地叹了一声：“你哥也算灾民吧。”我无话可说，打电话给弟弟，让他代我回乡下看看。弟弟却说：“别说了，我马上开车来接你，咱们都回去。”
等我们颠簸5个多小时回到故乡时，母亲和哥早已等候在垭口上。刚下车，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拉我们仨兄弟爬上山坡去了望。
“看到什么了？”母亲问。
“漫山遍野的黄豆。”我和弟弟几乎同时叫出声来。
“都是你哥种的，恐怕要收好几千斤呢。”母亲说：“这几个月，你哥可辛苦了，连田边地角都种满了黄豆。”
可不是，因为漫山遍野的黄豆，龙头湾的秋天，比任何一年都绚烂，每一个旮旯都绽放着黄澄澄的微笑。
我回头望哥，想跟他说点什么。哥依然沉默，只是憨笑。
我突然想起，死去的嫂子就叫黄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