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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绕开那些无辜的偶像，去寻找与他们风格近似的同时代的作家——很奇怪，他们的命运竟然是备受冷落——进行一次有趣的比拼和对照。我想，我要做的事情，正是为那些被“小资”或者“bobo”或者所有那些与时尚沾边的所谓“时尚人士”涂改亵渎的作家恢复名誉。在一阵燥热之后，应该回到平静。但是，当一个“媚俗”的年代与我们擦肩而过，代之而来的是更可怕的装腔作势和附庸风雅。
——张永义后“媚俗”时代的阅读
四十年前，当约翰巴思引证博尔赫斯的时侯，居然有美国人忿忿地指责他，说他杜撰了这么个人。我们不知道当时巴思苦笑没有，假如真是巴思杜撰出了博尔赫斯，那他真是功德无量了。其实，博尔赫斯才是真正的杜撰者，他杜撰了一部特隆第一百科全书，他虚构了一座“巴别图书馆”他虚建了许多皇宫，他甚至毫无根据地发明了一个古代的国家——“特隆”历史在博尔赫斯笔下不再是一间停尸房，已然成了一件随意雕塑的玩具，还是约翰厄普代克理解了博尔赫斯的精髓，他说：“他的小说具有论辩的紧密质地，他的批评论文则有虚构作品的悬念和强度。”相较之下，我们对余秋雨的苛责就未免过深了，这位出生于1946年的浙江余姚人，从1992年带着他的历史散文文化苦旅走近我们，到新近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已有十二个年头，这期间的赞誉和骂名此起彼伏，在文坛上演绎出一浪高过一浪的论战，继余杰、孙光萱、古远清、周泽雄、王友琴等相继向余秋雨“发难”后，由书海出版社于2003年7月出版的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号称“硬伤126处”为“勇士”挥师直抵秋雨书城，这些差错力图证明余秋雨的文史功底如果从专业的角度衡量，还有相当的欠缺。读书有时“不求甚解”或是疏于检索，临文时仅凭记忆，在真正的学者看来不够严谨。其终结性的结论是：该君只是一个文人而不能称其为学者。尽管如此，仍未挥去余秋雨身上的光环，借我一生以首印四十万册获得骄人成绩。但似乎成功的本身也是他的罪证：“他媚俗，因而他有罪。”愤怒的十字架竖立起来了，痛苦的战士手执锤子和铁钉，要在文学和史学的领域审判余文，吁请它的退出。
毫无疑问，在文学的圣坛上“媚俗”曾经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术语，用来描述艺术家的“从众主义”立场，并且注定要遭到道德化的抨击。但在市场垄断一切的时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从大众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和尊严。“媚俗”的合理性正是这样被确认的，它诱导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妥协和蜕变。如果说“媚俗”是写作的内在倾向“作秀”则是其外在表现，[“秀”源自英文“show”(表演)一词的音译———编者注]。崇高、悲壮、伤痕经过技术层面的处理再向大众倾销，以唤回群体的共振，此时，文化业已成为一种消费，以前所未有的亲善紧追大众之后，追求近距离的沟通，面对苛责，余秋雨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委屈，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在任何时代都是铁的定律。
活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时代的间隙里，没有传统的价值中心，即快乐又迷惘。“所有的人都腰缠万贯，所有的人都又一无所有”英国教育学家查尔斯纽曼在后现代气息中写道。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因选择的充分可能性而丧失了选择的能力，这就是后一切时代，正像查尔斯詹克斯[1]所说的那样“后”（post)只简单地陈述你所离去的地方，而不是到达的场所，走到这步，精英已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配“精英”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洪流所吞没。后工业时代赋予每一个人成为信息精英的机会，它适时的替我们消解了各种知识权力、话语权力、政治权力所形成的伪价值观，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因为独享信息而成为权威，我们丧失了高度，也丧失了主流，我们失去了精英，失去了引领一切“正确”的唯一，道路变得纵横密布，交迭反复，民众拒绝精英告诉我们怎么做，相反渴望有人能了解大众内心的诉求，谁能敏锐的捕捉到这一诉求，谁就将是这个时代的英雄，谁就将“秀”出真正的风采。
这一点上余秋雨是十分清楚的，1998年他在联合早报75周年创刊盛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了“桥梁式人物”的概念，提到了文化人整体人格的提升，强调沟通，强调群体性的被认同、被接纳是余秋雨整个思想核心，而他也正是按着这一思维模式去实践去完成的，无可厚非。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余文的成功决不是偶然，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城市市民的热烈鼓掌，其局限却不言而喻。余秋雨的出现正是基于中国文化对大散文的内在需求而诞生，悠远的历史、博大的地理、以及苦楚行走的文人豪情，这些外在的话语时空在这个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后文化时代”蕴酿成一股有着深切忧患意识的民族文化怀旧时尚风，历史与文学在这里整合成新一轮的话语文本。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使封存的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某种修复与再生，恰好暗合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历史不再因枯燥与高深而难以... -->>
我绕开那些无辜的偶像，去寻找与他们风格近似的同时代的作家——很奇怪，他们的命运竟然是备受冷落——进行一次有趣的比拼和对照。我想，我要做的事情，正是为那些被“小资”或者“bobo”或者所有那些与时尚沾边的所谓“时尚人士”涂改亵渎的作家恢复名誉。在一阵燥热之后，应该回到平静。但是，当一个“媚俗”的年代与我们擦肩而过，代之而来的是更可怕的装腔作势和附庸风雅。
——张永义后“媚俗”时代的阅读
四十年前，当约翰巴思引证博尔赫斯的时侯，居然有美国人忿忿地指责他，说他杜撰了这么个人。我们不知道当时巴思苦笑没有，假如真是巴思杜撰出了博尔赫斯，那他真是功德无量了。其实，博尔赫斯才是真正的杜撰者，他杜撰了一部特隆第一百科全书，他虚构了一座“巴别图书馆”他虚建了许多皇宫，他甚至毫无根据地发明了一个古代的国家——“特隆”历史在博尔赫斯笔下不再是一间停尸房，已然成了一件随意雕塑的玩具，还是约翰厄普代克理解了博尔赫斯的精髓，他说：“他的小说具有论辩的紧密质地，他的批评论文则有虚构作品的悬念和强度。”相较之下，我们对余秋雨的苛责就未免过深了，这位出生于1946年的浙江余姚人，从1992年带着他的历史散文文化苦旅走近我们，到新近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已有十二个年头，这期间的赞誉和骂名此起彼伏，在文坛上演绎出一浪高过一浪的论战，继余杰、孙光萱、古远清、周泽雄、王友琴等相继向余秋雨“发难”后，由书海出版社于2003年7月出版的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号称“硬伤126处”为“勇士”挥师直抵秋雨书城，这些差错力图证明余秋雨的文史功底如果从专业的角度衡量，还有相当的欠缺。读书有时“不求甚解”或是疏于检索，临文时仅凭记忆，在真正的学者看来不够严谨。其终结性的结论是：该君只是一个文人而不能称其为学者。尽管如此，仍未挥去余秋雨身上的光环，借我一生以首印四十万册获得骄人成绩。但似乎成功的本身也是他的罪证：“他媚俗，因而他有罪。”愤怒的十字架竖立起来了，痛苦的战士手执锤子和铁钉，要在文学和史学的领域审判余文，吁请它的退出。
毫无疑问，在文学的圣坛上“媚俗”曾经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术语，用来描述艺术家的“从众主义”立场，并且注定要遭到道德化的抨击。但在市场垄断一切的时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从大众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和尊严。“媚俗”的合理性正是这样被确认的，它诱导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妥协和蜕变。如果说“媚俗”是写作的内在倾向“作秀”则是其外在表现，[“秀”源自英文“show”(表演)一词的音译———编者注]。崇高、悲壮、伤痕经过技术层面的处理再向大众倾销，以唤回群体的共振，此时，文化业已成为一种消费，以前所未有的亲善紧追大众之后，追求近距离的沟通，面对苛责，余秋雨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委屈，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在任何时代都是铁的定律。
活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时代的间隙里，没有传统的价值中心，即快乐又迷惘。“所有的人都腰缠万贯，所有的人都又一无所有”英国教育学家查尔斯纽曼在后现代气息中写道。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因选择的充分可能性而丧失了选择的能力，这就是后一切时代，正像查尔斯詹克斯[1]所说的那样“后”（post)只简单地陈述你所离去的地方，而不是到达的场所，走到这步，精英已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配“精英”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洪流所吞没。后工业时代赋予每一个人成为信息精英的机会，它适时的替我们消解了各种知识权力、话语权力、政治权力所形成的伪价值观，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因为独享信息而成为权威，我们丧失了高度，也丧失了主流，我们失去了精英，失去了引领一切“正确”的唯一，道路变得纵横密布，交迭反复，民众拒绝精英告诉我们怎么做，相反渴望有人能了解大众内心的诉求，谁能敏锐的捕捉到这一诉求，谁就将是这个时代的英雄，谁就将“秀”出真正的风采。
这一点上余秋雨是十分清楚的，1998年他在联合早报75周年创刊盛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了“桥梁式人物”的概念，提到了文化人整体人格的提升，强调沟通，强调群体性的被认同、被接纳是余秋雨整个思想核心，而他也正是按着这一思维模式去实践去完成的，无可厚非。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余文的成功决不是偶然，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城市市民的热烈鼓掌，其局限却不言而喻。余秋雨的出现正是基于中国文化对大散文的内在需求而诞生，悠远的历史、博大的地理、以及苦楚行走的文人豪情，这些外在的话语时空在这个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后文化时代”蕴酿成一股有着深切忧患意识的民族文化怀旧时尚风，历史与文学在这里整合成新一轮的话语文本。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使封存的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某种修复与再生，恰好暗合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历史不再因枯燥与高深而难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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