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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蒲类海，大地的雪被丝毫没有减薄，源于北方的寒风似乎更加凌冽，睫毛挂霜，滴水成冰。可是海子里的鲤鱼却很容易打捞，只要在厚厚的冰面凿出一个大洞，就有鱼群自己赶过来透气，下个网子就有收获，都是二尺见长的大块头，肉肥味美。
骑士们见天有鱼吃，体力大增，训练时往往只嫌马力不济，少有自己喊累的。唯有当地人看他们捞鱼、吃鱼，纷纷投来惊异的目光，而当班超亲自将一盘热气腾腾的清蒸大鲤鱼端到粮栈时，与他年龄相仿的店主，竟然堵在门口不让他进去，好说歹说，用筷子扒拉下一块，去了刺儿，喂在他嘴里，他吮了一下马上唾了，说是腥气，吃不惯。今天的人们一定会笑掉大牙，其实这正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差异。
从远古开始，这里的老百姓就依据其生活方式，自然地分为两种，一种是放牧的，夏秋逐水草而居，冬天散住在靠山的冬窝子，烹牛羊为食，烧牛粪取暖，靠饲草养畜，喝马奶解渴；另一种是种地的，住在地势平坦向阳坡，喜欢扎堆，一户挨着一户，慢慢就形成了村落、集镇，春种秋收，麦黍豆薯，以吃粮食为主，平时饮茶消食。这两种居民中也衍生出木匠、铁匠、皮匠之类，但只是作为副业，不改主要身份。
这里的人们不吃天上飞的，也不吃水里游的，有时候也互换一些食品做调剂，但终究只吃土里长的、地上跑的，一直就各安其分地生息繁衍，与世无争，春夏各忙各的，冬春互相走动，喝茶品酒，单调而又淳朴。在很长的历史进程中，这里只有头人大户财东，没有什么国家概念，后来有了盗贼，镇上人自愿武装起来，平时各自忙活，战时一起打仗，再后来各地纷纷建设王国，头领也就自称为王，这支武装也演变成军队。
自从匈奴人的马蹄踏进这里，这里又多了一种人——胡人，这第三种人的到来搅乱了原住民的光景，他们抢走牧人的马匹饲草，抢走农家的粮食蔬菜，动辄还放火杀人，弄得民不聊生，纷纷逃往乌孙大宛等地。匈奴人觉得要一块空地意义不大，就打发人找到所谓的国王，说你只要归顺匈奴，还做你的国王，我们不再杀你，你只要把你的国民找回来，该干啥干啥，然后按照十抽二的规矩交税就行，这些人就又回到祖地。
若干年后匈奴走了，汉朝政府派官吏管理他们子孙的子孙，国王也没换，采取百抽五或十抽一的税制，这代人觉得还是汉朝仁慈很多，而且汉朝带来了陶瓷、丝绸、麻布和文字等稀罕物品，结束了他们穿兽皮、裹蓑衣的历史，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文明，他们十分高兴归化汉朝，成为大汉王朝的子民，可是没繁衍几代，匈奴又打跑了汉朝的官吏，重又按照匈奴税制交税。这样几经反复，人们也就无奈了，谁来就欢迎谁，尊服谁，因为老百姓没有选择的权利。
老百姓说到底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睁眼看到的就是平常的生活，吃饭、劳作、休息、娱乐。吃饭是天大的事，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根本；要吃饭就得劳作，不管是给自己干还是受雇于人，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干累了就要休息，否则没有继续干下去的体力，而休息的方式主要是睡觉，睡觉的最高境界是一觉到天明；至于娱乐，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较低阶段，常常与劳作、休息和吃饭相伴而行，譬如田间的号子，牧马时的歌声，吃饭时说句笑话，以及温饱之后的男女被窝勾当等等。
弱势群体从来都没有安全感，总是需要依附于人，而依附从来就没有选择，不能由老百姓自主决定，不管是作为原始部落的一员、奴隶、雇工，或者是自由耕种人家、手工艺者、贩夫走卒、杂役小吏，还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方势力、商贾大户、遗民旧贵，只要有部落以及后来的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存在，就只有在强权面前逆来顺受的义务，只要有两种甚至多种政治力量的争雄斗锐，依附关系就只能交给实力来裁判，谁能在大争之中战胜对手、脱颖而出，谁就有资格对弱势群体颐指气使，行使驾驭的权力。
说老百姓首鼠两端也好，没有气节也罢，归根结底人生只是昙花一现的过程，老百姓没有参与皇权的争夺，体会不到它的金贵，江山社稷对他们来说就像天上的云彩，看得见，够不着，也不清楚会飘到哪里去，而行使驾驭管理权的国家政府，要的不仅仅是地盘，不仅仅是地盘上能够提供税源的百姓，更需要王权广达，四海归化。国家要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所以首先要给老百姓安全感，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希望，给他们盼头，让他们能有梦想，觉得跟着你会有更好的日子，会做更好的梦，他们的后代将一代比一代过得好，这才叫天下归心，才叫民心所向。
有时候，班超也会为自己的这些想法感到可笑，这才从社会底层上来几天，整个人的思维方式就变了，就好像京都九六城那两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有自己的一块砖头或者瓦片一样，他有义务保护它不被人偷窃或者损坏。于是他就想从吃鱼这件事开始，让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有点变化。有人议论独食多好，何必找人吃抢？一旦当地居民全都吃鱼，很快就会打不着鱼的。班超觉得那是井底之蛙，不明白被几百年后蒲类城的子孙端起鱼碗追念的文化价值。他一... -->>
三月的蒲类海，大地的雪被丝毫没有减薄，源于北方的寒风似乎更加凌冽，睫毛挂霜，滴水成冰。可是海子里的鲤鱼却很容易打捞，只要在厚厚的冰面凿出一个大洞，就有鱼群自己赶过来透气，下个网子就有收获，都是二尺见长的大块头，肉肥味美。
骑士们见天有鱼吃，体力大增，训练时往往只嫌马力不济，少有自己喊累的。唯有当地人看他们捞鱼、吃鱼，纷纷投来惊异的目光，而当班超亲自将一盘热气腾腾的清蒸大鲤鱼端到粮栈时，与他年龄相仿的店主，竟然堵在门口不让他进去，好说歹说，用筷子扒拉下一块，去了刺儿，喂在他嘴里，他吮了一下马上唾了，说是腥气，吃不惯。今天的人们一定会笑掉大牙，其实这正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差异。
从远古开始，这里的老百姓就依据其生活方式，自然地分为两种，一种是放牧的，夏秋逐水草而居，冬天散住在靠山的冬窝子，烹牛羊为食，烧牛粪取暖，靠饲草养畜，喝马奶解渴；另一种是种地的，住在地势平坦向阳坡，喜欢扎堆，一户挨着一户，慢慢就形成了村落、集镇，春种秋收，麦黍豆薯，以吃粮食为主，平时饮茶消食。这两种居民中也衍生出木匠、铁匠、皮匠之类，但只是作为副业，不改主要身份。
这里的人们不吃天上飞的，也不吃水里游的，有时候也互换一些食品做调剂，但终究只吃土里长的、地上跑的，一直就各安其分地生息繁衍，与世无争，春夏各忙各的，冬春互相走动，喝茶品酒，单调而又淳朴。在很长的历史进程中，这里只有头人大户财东，没有什么国家概念，后来有了盗贼，镇上人自愿武装起来，平时各自忙活，战时一起打仗，再后来各地纷纷建设王国，头领也就自称为王，这支武装也演变成军队。
自从匈奴人的马蹄踏进这里，这里又多了一种人——胡人，这第三种人的到来搅乱了原住民的光景，他们抢走牧人的马匹饲草，抢走农家的粮食蔬菜，动辄还放火杀人，弄得民不聊生，纷纷逃往乌孙大宛等地。匈奴人觉得要一块空地意义不大，就打发人找到所谓的国王，说你只要归顺匈奴，还做你的国王，我们不再杀你，你只要把你的国民找回来，该干啥干啥，然后按照十抽二的规矩交税就行，这些人就又回到祖地。
若干年后匈奴走了，汉朝政府派官吏管理他们子孙的子孙，国王也没换，采取百抽五或十抽一的税制，这代人觉得还是汉朝仁慈很多，而且汉朝带来了陶瓷、丝绸、麻布和文字等稀罕物品，结束了他们穿兽皮、裹蓑衣的历史，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文明，他们十分高兴归化汉朝，成为大汉王朝的子民，可是没繁衍几代，匈奴又打跑了汉朝的官吏，重又按照匈奴税制交税。这样几经反复，人们也就无奈了，谁来就欢迎谁，尊服谁，因为老百姓没有选择的权利。
老百姓说到底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睁眼看到的就是平常的生活，吃饭、劳作、休息、娱乐。吃饭是天大的事，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根本；要吃饭就得劳作，不管是给自己干还是受雇于人，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干累了就要休息，否则没有继续干下去的体力，而休息的方式主要是睡觉，睡觉的最高境界是一觉到天明；至于娱乐，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较低阶段，常常与劳作、休息和吃饭相伴而行，譬如田间的号子，牧马时的歌声，吃饭时说句笑话，以及温饱之后的男女被窝勾当等等。
弱势群体从来都没有安全感，总是需要依附于人，而依附从来就没有选择，不能由老百姓自主决定，不管是作为原始部落的一员、奴隶、雇工，或者是自由耕种人家、手工艺者、贩夫走卒、杂役小吏，还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方势力、商贾大户、遗民旧贵，只要有部落以及后来的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存在，就只有在强权面前逆来顺受的义务，只要有两种甚至多种政治力量的争雄斗锐，依附关系就只能交给实力来裁判，谁能在大争之中战胜对手、脱颖而出，谁就有资格对弱势群体颐指气使，行使驾驭的权力。
说老百姓首鼠两端也好，没有气节也罢，归根结底人生只是昙花一现的过程，老百姓没有参与皇权的争夺，体会不到它的金贵，江山社稷对他们来说就像天上的云彩，看得见，够不着，也不清楚会飘到哪里去，而行使驾驭管理权的国家政府，要的不仅仅是地盘，不仅仅是地盘上能够提供税源的百姓，更需要王权广达，四海归化。国家要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所以首先要给老百姓安全感，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希望，给他们盼头，让他们能有梦想，觉得跟着你会有更好的日子，会做更好的梦，他们的后代将一代比一代过得好，这才叫天下归心，才叫民心所向。
有时候，班超也会为自己的这些想法感到可笑，这才从社会底层上来几天，整个人的思维方式就变了，就好像京都九六城那两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有自己的一块砖头或者瓦片一样，他有义务保护它不被人偷窃或者损坏。于是他就想从吃鱼这件事开始，让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有点变化。有人议论独食多好，何必找人吃抢？一旦当地居民全都吃鱼，很快就会打不着鱼的。班超觉得那是井底之蛙，不明白被几百年后蒲类城的子孙端起鱼碗追念的文化价值。他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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